替艾滋病感染者考虑，不意味着鼓励隐瞒，而是要锻炼他们的告知技巧。“谈艾色变”的公众心理，才是艾滋病防治的症结所在。“仔细想想，感染者到底为什么要隐瞒患病事实，最主要原因恰恰是大众对于这个疾病和感染者的污名化和歧视，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书面答复南方周末记者称，消除儿童艾滋病，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消除艾滋病毒的垂直传播，也就是从妈妈传给胎儿或者新生儿，其主要原因是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准妈妈们或哺乳期的新手妈妈们，没有尽早接受规范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来阻断艾滋病毒的传播。 “受全球经济困境和地区冲突的影响，各个国家本国对艾滋病防治投入的增加没能填补国际资金的减少所造成的空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了新发感染控制率的长期停滞，甚至“有了较大幅度的反弹”。

2005年之前，我国HIV新发病例一直以注射毒品和经血途径为主。近年来，注射毒品和经血途径导致的HIV传播得到显著控制，但性传播病例却快速上升。尤其是青少年、中老年两大人群的感染者比重攀升的现状，被形象比喻为“两头翘”。 在2020年艾滋病防治“90-90-90”目标未达成后，在2021年6月8日联合国召开的第七十五届艾滋病高级别会议上，各国又承诺了更高标准的“4个95%”目标。从全球层面看，中国艾滋病防治成绩已属上乘。 随着我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突破100万，艾滋病防控任务也变得越来越重。应深化推进实施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综合干预、扩大检测和治疗、社会综合治理、消除母婴传播、学生预防艾滋病教育“六大工程”。

联合国认为，如果能在2025年实现为3400万人提供艾滋病治疗等目标，那么，在2030年之前，全球各国可以避免360万新发HIV感染和170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从而有望彻底终结艾滋病。 与最初相比，中国未来抗艾面临的情形将更加复杂。首先，如何进一步预防艾滋病在特定人群中的传播？其次，防治行动的主导力量需转变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社群自身，这也为传统的服务实施模式带来一些挑战。

编者按： 2020年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根据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的通报，2020年1月至10月，全国新报告艾滋病感染者11.2万例。 如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样，在社会各方的合力之下，中国有效遏制了艾滋病的蔓延态势。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104.5万，疫情持续处于低流行水平，但由于传播影响因素更加复杂，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2004年是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转折点，这一年，“四免一关怀”政策施行，包括免费抗病毒治疗、免费自愿咨询检测、免费母婴阻断、艾滋病遗孤免费就学、对艾滋病患者家庭实施关怀救助。 “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提出，彻底改变了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被动局面，也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根基。回顾“四免一关怀”政策落地的过程，既是梳理全社会在危机之下所作出的共同努力，也是对未来的借鉴。

西班牙科学家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包含三种抗御HIV的蛋白，这三种蛋白都能阻止HIV与人类T细胞的相互作用，从而阻断其危害人体免疫系统。

在大中城市，超过半数的新发艾滋病感染者都是男同。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东北的省会城市，其占比甚至超过了70%。如果不能将男同这个特定人群控制好，可能导致整个国家艾滋病防治体系失效。

艾滋病的研究前景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可能，其结果不取决于科学家，而取决于政治家。乐观的看法是，各国领导人继续加大在艾滋病研究和防治的投入，科学家迟早能研制出艾滋病疫苗，结束这场全球灾难；悲观的看法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政治家们减少拨款，艾滋病患者无法获得及时治疗，疾病重新在全球范围大肆传播。

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说：“我离开，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更多的真相。”她终日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但“她这么在意她写的东西，最后有多少人看到？有多少人在意？”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缅甸每年约有1.8万至2.3万艾滋病人死亡。2002年，民间“HIV和艾滋病防治中心”创立时，被迫更换13个地点。而改革一年间，非政府组织获得前所未有的成长空间，全缅大约有超过100个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救助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