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村有178户村民众筹了1.2亿元，统一建造新房。刚刚交房的26户是第一期，集资建房每户花费85万元。还剩下152户，预计春节前后可以交房。 旧房改造的症结在于“土地分配”问题。戴其峰解释，最后博陆村创新出“村集体统一征用、农户自愿回购、村集体补贴公建”的建房用地模式。 “基本原则就是村民们自情自愿。”戴其峰说，让村民们作为建房主体，深入参与到项目建设中，“很多事情都是，大家商量怎么办合适”。

和老旧小区改造相比，城中村改造拆除重建的比例也许会高一点。 棚改和老旧小区改造都是国有建设用地，拆除重建要政府征收国有土地后进行招拍挂。但城中村的土地多为农村集体土地，可能不由政府出资和征地，让村民和企业直接合作。 之前棚改是以货币化安置为主，容易推高房价。城中村改造应该会以房票安置为主。可能会由村民、社会资本、国央企合作，国央企将扮演主导角色。 为什么一线城市的城中村可以做租赁改造？因为城中村多为集体土地，价格大概相当于国有土地的1/4。我们在深圳城中村做租赁是给村民保底租金，相当于没有土地成本，占用资金量也小很多。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和城市进行的各类“承包制”改革显然与“集体化”存在张力，但共同富裕仍与更为宏大的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关联。 刘元春说：“我国推行的共同富裕不是西方社会理解的以再分配为主的社会运动，而是一套制度和政策体系。” 这套指标体系既包括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常见经济指标，也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阅读率等发展指标，还包括转移支付依赖度、养老基金盈余度等反映可持续性的指标。 嘉兴市委书记张兵说得更加具体：“根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国家转移支付资金、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教师医生编制等资源要素，破解公共服务、资源要素供给与常住人口规模不匹配问题。” （本文首发于2022年3月10日《南方周末》）

在土地管理法修订的背景下，一个租售同权，一个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租赁市场，在很多领域带来了改变的可能性。

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而不需要经过政府征用，这直接冲击着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这意味着，成都市政府打算拿刀砍自己的脚。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这一三中全会部署的土改大方向，成为破解小产权房困境的一个新的重要变量。而地方政府缺钱，让小产权房转成公租房的可能性，便大大提高。

十余张地契，详细记载了200年间，家族名下的土地从何而来，又如何变迁。从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到1993年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42年间，婆婆家的宅基地从六亩三分二厘五毫（约4219平方米），变成了1274.8平方米，并且失去了土地产权，只是变成了使用权。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开启新一轮农村改革。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同时提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如果容许东部地区与一线城市像南海将农村集体土地（含宅基地）入市，建立本地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就能盘活本地闲置与低效使用的存量集体建设土地。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也是行之有效的盘活存量的方法。用上述两法盘活存量，可大大弱化一线城市土地长期供应偏紧的预期。

农用地经营权可以合法流转，但用途管制严格。下一步可以合法“买卖”的，是农村集体的“经营性建设用地”。除此之外的宅基地、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等，目前仍未在“入市”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