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结构来看，瑞丽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城市。瑞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外籍人员最高峰占全市人口25%。这意味着，在瑞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外国面孔。 2011年，玛玛温首次办理“红书”时，仅花费了不到5000缅币。如今，一本“红书”价格已变为原来的6倍。“想一个月拿证，就要找中介代办，差不多要花四十多万缅币。缅甸是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地方。”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作为一位女性作者，阿措对女性处境的体察尤为贴肤、直接。它来自观看、来自经验，也来自一种不回避身体与现实的写作勇气。这种粗粝的真实感构成了小说最具有生命力的瞬间。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蚂蚁意象，构成了一个极具辨识度的隐喻：沿着白线攀爬的蚁群密密匝匝，近看时竟仿佛都长着人的面孔，个体在系统中努力向上，却随时可能被挤落、被踩踏，甚至消失在视野之外。这种对当代竞争状态的直观呈现，夹杂着焦虑、悔恨与迟疑的集体心理，令每一个经历过近代改革浪潮的人都心有余悸。

这艘大约十来米长、五六米宽的帆船越来越像他们的一个家人，他们在陆地上已经没有了房子，而船最好的地方，“你是与你的住处一起旅行的，你和你所有的东西都在一起”。就像约瑟夫·康拉德在《黑暗的心》里写的，对大多数水手来说，船不仅是他们的家，甚至还是他们的国，“在他们永恒不变的四周，异国的海岸、面孔，还有庞杂生活的变迁，顺船滑过”。

敢饮头啖汤，满口烟火味。对佛山而言，这口“烟火味”里的创新，醇厚而鲜活：它既煲出了独特的生活方式，留住了城市的记忆和温度；更让工业机器的轰鸣与龙船鼓声同频，让文旅的流量反哺制造业的转型。正是这般交融，让“制造业名城”与“历史文化名城”这两张面孔，在同一个身体里，生长出了完整而动人的灵魂。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邹德怀出版了一本全是他自己手工上色的老照片摄影集，里面90%以上的照片都是他个人收藏的原版老照片，很多都是第一次公开。 在选取照片的时候，邹德怀希望有正面战场，也有敌后战场的厮杀。有难民、有工人运动、有华侨，还有伪满、汪伪的丑态……这些普通人的面孔带着读者去感受普通人所经历的苦难。

少年看着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树木，一天天由绿变黄，由浅黄而深黄，看着村子的气色也一点点加深加重，变旧了，变老了。他想着人一辈子和草木、季节的相似与区别，想着遥远的山外世界，想着自己就要长大了，长大了会怎么样，去向哪里，心里充满了难言的惆怅。 核桃袋子像一只巨大的盖子，盖在人们的背部至头顶。如果有人招呼一声，盖子会努力揭开来，下面露出一张满足的、汗津津的脸。这些脸里面，偶尔会有一张少年的面孔。

考试院大多改造自老楼，位于繁华地段，单间面积不超过10平方米，有的面积不足7平方米。 “‘韩国人不睡觉’是真的，这里有太多24小时店铺，甚至可以在午夜12点，看到楼下咖啡店有学生在埋头苦读。”谢忻言居住在这里，在她看来，选择新村、选择考试院，可以督促自己融入韩国的考学氛围。 对于在韩国短期居留的外国人来说，对考试院“随租随住随走”的优势非常看好。生活在考试院里的也有不少欧洲面孔，生活在考试院，仿佛就是一个小小“地球村”。

我看着江上船驶近，驶远，跟以前我和父亲坐在这儿一样，跟我和二姐在这儿时一样。江上的波涛也是一样的。

今天，是劳动者的节日。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这座因制造业腾飞的城市，目睹人流的来来往往，一些人留下来，又有一些人离开，据说在这座城市待过的人数超过2亿。街道边寂静着或喧闹着的夜间食肆，工厂内运转着或已停止运转的机器，都留存着这“2亿分之一”的印记。这些人的故事，支撑起了庞大的经济数据，也滋养着野生的文艺创作。在这些充满活力的面孔中，出现了不少作家、歌手、摄影师和艺术家。 在中国，自《诗经》以来，文艺创作便贯穿着这样的传统：劳动者是伟大的创作者，劳动者又是伟大的表现对象。在东莞，那些素人文艺创作者的创作体现着新大众文艺的真谛：真正的文艺作品，应该为劳动者而作。他们的作品，呈现着东莞近半个世纪的工业文明进程，闪耀着中国迈向现代世界的光芒。 第135个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让我们透过艺术的眼睛，再次凝视那座我们熟悉的城市和城市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