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卫生用品和月经观念的历史文献极其有限。”日本学者田中光在研究女性卫生用品的历史后感慨，这折射出对女性身体和生理的长期误解和压抑。月经禁忌限制了女性的社会活动，也阻碍了卫生用品的普及和发展。 “在日本，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都没有人公开地谈论过月经，但受世界范围内的女性健康科技热潮和‘月经平等化（每个来月经的人都能获得卫生用品）’的影响，大约在5年前，日本开始出现‘来谈谈月经吧’的活动。在这之后，由于新冠疫情，‘女性贫困’也开始被报道，‘月经贫困’问题因而变得可视化。” 姨妈、例假、好朋友……作为一种人体的生理现象，月经为何需要那么多代称？我们可以从直呼其名开始，继而谈论相关的女性处境和权益的问题。

“也许我在未来十年，会开始写写我的‘负面人生’吧。”2021年5月9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特地主办的乐黛云新书研读会上，这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北大中文系教授曾朗声宣告，未来她的个人书写或许会触碰到回忆里最真切的部分。这位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在人生的后半程始终怀揣着“未完成感”。 当时在座听众的期待，在2024年7月27日凌晨画上了一个句号。就在巴黎奥运会拉开帷幕的同一个清晨，乐黛云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在对乐黛云的生平介绍里，最常提到的莫过于她是1970年代北大恢复招收留学生后第一批教留学生“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师之一，且在开拓比较文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推动“跨文化对话”上成就斐然，与学者汤一介伉俪情深。而她对“欧洲中心论”“东风压倒西风”和“东方中心主义”的批评，“革命青年”的经历，学术思想的转折，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新知的求索，以及不沉湎于苦难亦不掩藏傲骨的个性，外界知之不多。 不过，乐黛云的许多学生和友人都深受她的感召：“历史的回忆当然重要。但她不会陷在其中，她身上有一股力量。”对今天的很多背负生活压力、习惯向内收缩的年轻人来说，乐黛云的乐观和坚韧太宝贵。 与我们采访她的2021年相比，当前的世界局势越发波谲云诡。能够看到东西方思想各自的根源和光亮所在，并极力促成相互对话，更是这个时代值得珍存的价值取向。 “与时俱进，但绝不随风起舞”，这是晚年乐黛云的自我评价。她“能将真实的生命经验纵身入时代的洪流，在这一试金石上检视自身成色，留下此在的痕迹”，这也是我们重发此文纪念她的原因。 本文原发表于2021年6月。

“你今天来这里，一定要记住我讲过：西方历史造假的事实瞒不住了，西方伪史必然崩溃。快一点5年之内，慢一点10年之内，必然崩溃！” “我们都认为西方文明是中华文明传到欧洲，然后再兴起的一种文明，是次生的，不是古代就有的。根本就没有古希腊，也没有古罗马，也没有古埃及，古两河，古印度，都没有。” “我很希望你们出来公开质疑我，我不怕，质疑，我也坦然。如果我错了，真相越辩越明。但是现在他们都是缩头乌龟，鸵鸟政策，当作看不见。” “这些‘毁三观’的理论，有的出自‘民科’‘民哲’，有的则出自接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专家学者。细究此类言辞，虽有严肃的探讨，但多数还是无中生有的附会之谈。” （本文首发于2024年6月13日 《南方周末》）

两年来首名中管高校副校长落马。 国家发改委：着力解决新官不理旧账等政务失信行为。 西湖大学持续引进生物学领域海外知名学者。 河南省内黄县35岁女副县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 一周时政新闻回顾（2023年8月5-11日）：

法学“杰青”的评选必然以学者本身的理论贡献为基础，除此之外也会考虑推荐单位等诸多因素 法学界“五院四系”频繁出现在法学“杰青”的求学和从业经历中，以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5所高校教授身份获奖的学者就有40人。 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旭、北京大学法学院吴洪淇、中国政法大学雷磊3人是研究生同学，住同一宿舍。

1962年5月19日，为清华躬耕一生的梅贻琦，在台大医院病逝。梅贻琦生于天津，是首批庚款留美学生，学成归国后回母校清华学堂教授物理。1931年，42岁的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他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遗余力延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执教。梅贻琦逝世后，他的遗体被破例安葬在台湾新竹清华校园之内。众多清华学子尊称他为“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

一般情况下，女性终身无孩率的计算方法是用50岁无活产子女的女性数量比50岁全部的女性数量。 受访的学者也有共识：即便未公布2020年的数据，但近年来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和现有子女数的持续走低已是明显的趋势。 翟振武曾做过研究，结果表明，多年来中国40岁、45岁、50岁三个年龄段的已婚妇女终身无孩率的比例始终很低，均在5%以下。

可惜现在不少学者的雄文，内容不能说不对，而新意甚少，行文平冗，如一潭死水，略无生气，读起来就比较苦闷了。 （本文首发于2023年1月5日《南方周末》）

当中国文物收藏保护部门及其负责人不得不将吐火罗语材料拱手让给日本人时，我相信他们内心应该是非常无奈和遗憾的，因为过去的中国学者并没有能力与在海外受过正规吐火罗语学术训练的人竞争。所以对中国学者而言，研究吐火罗语，不仅是个人学术发展的一种选择，更是为祖国学术的发展作出贡献，为中国的物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尽一份力。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6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