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专题】从日本文献看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津田道夫著

强调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在日本受到有意无意的漠视，“边缘化”到甚至不为屠杀派重视。　图/程兆奇

《南京战史资料集》　偕行社编

日本烧毁战时文件后的 “战史”方面零散文献，对了解日军的所作所为有所助益。　图/程兆奇

《“南京大屠杀”之谜》　铃木明著

日本第一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著作。　图/程兆奇

《南京大屠杀的证明》　洞富雄著

全世界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本书是他本人研究成果的集大成。　图/程兆奇

《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　秦郁彦著

日本印次最多的南京大屠杀著作，因对被杀人数认定较少而在中国受到批判。如果不论人数，本书论述还算平允。　图/程兆奇

《“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　东中野修道著

作者是虚构派中产出最多，最活跃的人物。本书是他否定南京大屠杀后的第一本书。　图/程兆奇

如此问卷调查!

一、南京周围曾有大量日军屠杀的尸体

近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一些重要史料重见天日，完全否定日军暴行已日益困难，日本有些人不得不作出战略调整，将一些较“次要”的罪行推出任斩，但对关键的、具有标志意义的“大屠杀”则仍绝口否认，半步不让。

“虚构派”大井满的态度就是这种丢卒保车例子的典型。他在《编造出来的南京大屠杀》中说：“当然，我并不是说日本军完全没有不法行为。七万人的军队什么都不发生，没有这样的道理，这是谁都会认为的常识。大西参谋给强奸兵重重的耳光，并抓至宪兵队，这样的事无疑在各个地方都有。”

而在日本右翼刊物《诸君！》的问卷调查中，他在第一项被杀人数的选择答案中填了“无限地接近于0”。

南京的被杀尸体最终通过掩埋、焚烧、弃于江中等途径清除干净，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否认南京屠杀的最大障碍，也是虚构派着意“辩驳”的一个关键。

松井石根的专任副官角良晴少佐，晚年撰文《支那事变最初六个月间的战斗》谈到日军的大规模屠杀。因为角氏的特殊身份，他的回忆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争议。其中最大的争点是“下关附近的十二三万尸体”。据角良晴说，造成这些死者的真凶是第六师团，而下达屠杀令的是上海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参谋长勇中佐，长勇下达命令时他也在场。

对此，虚构派、中间派一致质疑。《南京战史》认为角良晴的回忆“多有矛盾，缺乏信凭性”。《南京战史资料集》所附“战史研究笔记”也认为：“角氏的误解、偏见、记忆失误不胜枚举。”然而，角良晴所说并非孤证。

松井石根12月20日的日记就有一条证明：

朝10点出发，视察挹江门附近的下关，此附近仍是狼籍之迹，尸体等仍尽其遗弃，今后必须清理。

第十军参谋山崎正男少佐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祝贺会解散后，由堂之胁少佐引领到市内参观……到了扬子江边的中山码头。扬子江在这附近河幅较窄。其中有七八只海军驱逐舰下碇于此。河岸遗弃有无数死尸，被浸于水中。所谓“死尸累累”也有不同程度，这个扬子江边才真是死尸累累，如果将之放在平地上，真的可以成为所谓“尸体山”。但看到的尸体已经不知多少回，所以已不再有一点吃惊。晚饭也满不在乎的吧嗒嘴……“中山码头”一带，与角良晴所说正是同地。

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部军医长泰山弘道海军军医大佐12月16日坐水上飞机到南京，下午两点，他与舰队机关长、主计长等一行去战地“参观”，他在当日日记中记到：

从下关码头起，在修建的一直线的广阔的道路上开着，路面上散乱着步枪子弹，宛如敷着黄铜的砂。路旁的草地散着活生生的支那兵的尸体。

不久，从下关到通往南京的挹江门，高耸的石门下是拱形的道路，路高约三分之一埋着土。钻入门，从下关方面就成了一条坡道。汽车徐徐前进，感觉是开在充满空气的橡皮袋上缓缓的向前。这辆汽车实际是行驶在被埋着的无数敌人尸体之上。很可能是开在了土层薄的地方，在行进中忽然从土中泌出了肉块，凄惨之状，真是难以言表。

此处的“下关码头”到“挹江门”一带，与角良晴所说也是同地。

从这几位无关者的相同记载，此事之确凿不移，不应再有任何疑义。而且，江边不是战场，不论其中有没有平民，“死尸累累”至少是屠杀俘虏的结果。

《南京战史资料集》所附“战史研究笔记”中对角良晴所述中有一条特别予以“批判”：“‘在横陈着累累尸体的河岸道路上静静地走了两公里。感慨万千。军司令官的眼泪呜咽着往下流’的记述实在让人吃惊。热爱中国的大将决不会在战场的弃尸上行车。而且，车体低的轿车也决不能够在这之上走两公里。我以为，仅在这点上，完全是编造，谁都可以断言。”这样的“断言”未免武断。这不仅是因为有泰山弘道等所说的“行驶”在“无数尸体之上”的支持，而且是因为这是一个反常理的事，反而不会为编造所取。

屠杀在当时的广泛程度，日军官兵的记载有相当的反映。泰山弘道在上引16日日记中接着记载。

即将开出门洞进入南京一侧，累累的敌尸成了黑焦状，铁兜、枪刺也被熏黑，用于铁丝网的金属丝和烧塌的门柱的残木相重叠，堆积的土壤也烧成黑色，其混乱和令人鼻酸，无法形容。

门右首的小丘上，刻着“中国与日本势不两立”，显示着蒋介石宣传抗日的痕迹，接近市内，敌人遗弃的便衣蓝布棉袄，使道路像褴褛的衣衫，而穿着土黄色军服，扎着神气的皮绑腿，手脚僵直仰卧着的敌军军官尸体，也随处可见。

上引只是泰山弘道到南京第一天所见的一个片段，他在南京的三天，每到一处，都遇到了大量尸体。如第二天（17日）早上，在下关的另两处，看到了“累累尸体”，并亲见一个“血流满面”“求饶”的中国士兵被一个“后备兵”从身后近距离枪杀；上午在中山北路沿途看到“累累尸体”；下午与大川内传七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等“视察”下关下游的江汀，看到“无数焦黑的敌人尸体”，又在江堤内看到“‘尝了日本刀滋味’的敌人尸体六七十具”。18日，先在狮子林，看到“此处彼处都是敌人遗弃的尸体”；又在山麓的兵营外，看到“散落的尸体”；到了中山公园，又看到“散落的敌人尸体”。

类似的事发时留下的第一手材料，最有力地证明南京周围至少有大量中国军人——当然不只是中国军人的尸体。那么，这些尸体究竟是战死者还是被屠杀的军人呢？我们在探明这一日本争论不休的“疑问”之前，先来检查一下日军高层有没有下达过屠杀令。

二、日军高层的屠杀令

日军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对停止抵抗的中国俘虏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戮，这一暴行出自日军高层的命令，还是仅仅是基层部队的自发行为？

由于现存的材料残缺不全，给认识这一问题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日本虚构派不承认任何意义上的杀戮，当然矢口否认有过屠杀令。如日本虚构派的代表性著作《再审“南京大屠杀”》断言，连最有处决“理由”的“扫荡”中被捕的“便衣兵”也没有被处决：

通过扫荡作战，日本军逮捕的许多中国兵，都被收容在城内的南京监狱。被收容的俘虏大约在1万左右，其半数12月末被作为劳力送往上海，余下的被编入了1940年创立的汪兆铭的南京政府军。决无被处决之理。

中间派中的“小屠杀派”也不承认或倾向于否认屠杀出自自上而下的命令。日本军史学界的权威著作“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说：

关于各项目，举出正确的数字是不可能的，但南京附近的尸体大部分是由战斗行动造成的结果，不能说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屠杀”。

日本记述南京战事的惟一一部专书《南京战史》说：

我各部队不论在什么样的战况下，接受什么样的任务，对敌人的投降兵、败残兵、便衣兵等有什么样的对应，尽可能给予了阐明，但不明的部分依然很多。对应的结果，可以分为五种情况：1.作为正式的俘虏收容；2.解除武装和释放；3.作为俘虏收容后逃跑；4.收容后的处置不明；5.处断的处置……

这个处断的处置，作为日本军是基于任务命令的战斗行为，还是因为发生了抵抗暴动，或是对此有很大的担忧，都是可以推定的理由，但具体的说明，在战斗详报中几乎没有记述。

但在日本现存史料中，有三条记载明确的涉及了屠杀令，即：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12月13日日记中所记：

一、因为原则上实行不留俘虏的政策，所以从开始即须加以处理。但由于是1千人、5千人、1万人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惟是他们已全无战意，只是络绎不绝地跟来，似已安全，但一旦发生骚乱，仍将难以处理。因此用卡车增派部队，负责监视和诱导。

13日傍晚，需要大批出动卡车，但由于战斗刚刚结束，计划难以迅速执行。因为此一处置非出当初预想，所以参谋部极忙。

第十三师团步兵第一○三旅团旅团长山田栴二少将12月15日日记所记：

就俘虏处理等事宜派遣本间骑兵少尉去南京联系。

得到的命令是全部杀掉。

各部队都没有粮食，令人困惑。

第一百十四师团步兵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战斗详报所记：

八、下午2点0分收到由联队长下达的如下命令：

1.根据旅团命令，俘虏全部杀死；

其方法为，以10数名捆绑，逐次枪杀，如何？

2.兵器集聚，待新指示下达为止派兵监视；

……

九、基于上述命令，命令第一、第四中队整理集聚兵器，派兵监视。

下午3点30分，集合各中队长交换处决俘虏的意见。结果决定各中队（第一、第三、第四中队）等份的分配，以50名一批由监禁室带出，第一中队在露营地之南谷地，第三中队在露营地西南方凹地，第四中队在露营地东南谷地进行刺杀。

但应注意监禁室周围需派兵严重警戒，带出之际绝对不能被感知。

各队均在下午5时准备结束，开始刺杀，至7时30分刺杀结束。

向联队报告。

第一中队变更当初的预定，欲一下子监禁焚烧，失败。

俘虏已看透因而无所畏惧，在军刀面前伸出头，在枪刺面前挺着胸，从容不迫，也有哭叫哀叹救助的，特别是队长巡视之际，哀声四起。

因为这三条材料出自事发当时，属于“第一手”，对复原屠戮俘虏是否出自命令有特殊的价值，所以日本虚构派和部分中间派不惜笔墨，详加“论证”，号称中岛和山田的记载与屠杀令无关，而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战斗详报的屠杀记录从时间和内容两方面看都与事实相违背，因此是编造。

我曾通过广征事发当时的相关文献，参以当事人事后的回忆，证明上述记载就是屠杀令的明证。其中主要论据为：一、第十六师团所辖第三十旅团黎明前发布的“各队在有师团[新]指示前不许接受俘虏”的命令与中岛日记的精神一致，而之所以肯定此命令指的是屠杀俘虏，是因为有第三十旅团下属第三十八联队副官儿玉义雄少佐有关此项命令的如下回忆：

接近于南京一二公里，在彼我相杂的混战中，师团副官通过电话传来了师团的命令，“不许接受支那兵投降，处理掉”，居然会下这样的命令，令人感到震惊。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是有人格魅力的豪快的将军，但这一命令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接受。对于部队来说，实在让人吃惊和困惑，但作为命令不得不往下向大队传达，以后各大队没有就此事报告。

儿玉的回忆出于中岛日记引起争议之前，不可能已有针对性的问题意识，所以他所说的“不许”应是三十旅团“不许”的最直接、最明确的证明。从中岛今朝吾日记到三十旅团命令到儿玉义雄回忆，师团、旅团、联队，“首尾完具”，一脉相传，中岛今朝吾日记中屠杀令记载之可靠，无复存疑的余地。

二、山田日记不仅“文脉”毫无扞格之处，而且有属于第一○三旅团的第六十五联队在海军码头附近和上元门以东四公里处的大量屠杀俘虏的事实为证。

三、丁集团（第十军）13日8：30发布“歼灭南京城之敌”，所部第一一四师团接命后于9：30下达“应使用一切手段歼灭敌人”的命令，所部第一二八旅团接命后于12点发出“不惜一切手段歼灭敌人”的命令（第六十六联队的直接顶头上司是一一四师团所辖的一二七旅团，该旅团记载已焚毁，属于同师团的一二八旅团当时也在南京地区，所传达的命令应该一致），第六十六联队战斗详报所记14：00接到的命令正是“顺理成章”的，完全没有虚构派所说的时间和内容上的抵牾。所以不论当时上级命令是否明确，但六十六联队接命后的屠杀确实是在上级命令下的行动。

综上所述，可以下一个肯定的结论：日军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屠杀的大量俘虏，不是所谓“一部分官兵造成的突发、散发的事件”，而是由现地日军自上而下的命令造成的。虽然今天已无法复原或无法完全复原攻占南京的方面军和军一级的有关俘虏命令的真相，但至少可以肯定，日军在师团一级确实曾下达过屠杀令。

三、尸体是被屠戮的俘虏而非“战死者”

日军下达过屠杀令，不仅从残存文献的“文脉”中可以发现，关键还是因为如前所述有南京周边地区大量中国军人死亡的事实根据。因此日本除了大屠杀派的少数人，都特别强调南京城外的尸体死于“战斗”，而非屠戮。但梳理现存的日军各级战报和阵中日志的记载，可以看到，在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彻底扫荡”和“歼灭”“敌军”的命令下，日军许多部队的所谓“歼敌”，实是屠杀俘虏。

隶属于上海派遣军第九师团的步兵第七联队，在12月7日到13日的“虏获表”中“俘虏”无一人，而“敌人弃尸”505具，就当时投降接踵而至的情况说，无一活口，一定是因为第七联队“不留俘虏”。在第七联队12月13日、24日《南京城内扫荡成果表》之二中，“败残兵”的“刺射杀数”达6670人，而俘虏也没有一人。《步兵第七联队作战命令甲第一一一号》明确命令“将败残兵彻底地捕捉歼灭”。“歼灭”之意可含俘获，但将以上命令和结果两相对照，第七联队在攻打南京以及城破后在扫荡中的“歼灭”指的是肉体上消灭，应该没有疑问。而且，13日南京失陷后中国军队已放弃抵抗，被杀人数反而大大超过了之前，除了屠杀俘虏，也难以有其他解释。

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是进攻南京的主力部队之一，其属下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在《南京附近战斗详报》中称：

（13日）下午2时30分，前卫的先头部队到达下关，搜索敌情的结果，发现扬子江上有无数败残兵利用舟筏和其他漂浮物流往下游，联队立即组织前卫及高速炮对江上敌人猛烈射击，经二小时歼灭敌人约2000。

在同一详报的第三号附表的“备考”中记录了12月10日到13日包括“处决败残兵”和“敌人弃尸”两项的尸体6830具。同属于第十六师团的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奉命对城内“彻底扫荡”，12月14日的《南京城内战斗详报》的附表虽未如第三十三联队、第七联队等详列“敌人弃尸数”或“刺杀敌人数”，但在“（五）”中明确记载了“全歼敌人”。

隶属于第十军的第一百十四师团，在12月15日战斗详报“附表第三”中记“敌人弃尸”共6000具，而在“附表第一”日军伤亡之一、二、三分表中死亡者合计为229人。

隶属于第一百十四师团的步兵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情况也相仿，12月12日攻入南京前日，“毙顽强抵抗之敌兵700人”，而自己只死了9人。同大队在12月10日到13日共死17人，而被杀之“敌”则多达80倍以上，达到约1400人。

隶属于第十军第六师团的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十一中队在江东门的“遭遇战”中“毙敌”3300人，而己方死伤相加仅80人。不仅在江东门，据第六师团“战斗详报”记，第四十五联队第二第三大队、第十军直属山炮兵第二联队之一部、第六师团骑兵第六联队之一部在从上河镇到下关的整个战斗中，不仅以十分之一的兵力击败了中国军队，而且“毙敌”11000人，而己方“战死”仅58人，约190比1。

上引材料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一是只有“敌人弃尸”而没有俘虏，一是“敌人弃尸”数量与日军死亡之比例极其悬殊。在对垒的两军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武器装备差距过大，一是一方是已放下武器只能任人宰割的俘虏。当时是哪一种情况，因材料俱在，并不难证明。比如上述第四十五联队的江东门之战，不仅是“零距离”的“白刃战”，而且又持同样的武器。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12月26日参观挹江门南侧高地的防御设施及富贵山炮台，对地下掩体设施的规模壮大“深为感叹”。同是这位上村利道，在次年（1937年）1月6日去第十六师团参观“虏获兵器试验射击”后，留下了这样的日记：

下午作为殿下的随行去16D（“殿下”指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中将，“D”为师团之代码——引者）视察虏获兵器的射击。自动步枪、步枪、手枪、LG、MG（LG指轻机关枪，MG指重机关枪——引者）、火炮等良好的装备，决不亚于我军的兵器，令人感怀。

参谋本部第三课课员二宫义清少佐在赴中国考察后写的“视察报告”中说：“在近距离战斗所用武备上，[日军]和中国军队相比，不论在资质还是在数量上都处于劣势。”上海派遣军10月在宝山作战时，24厘米榴弹炮、30厘米臼炮多次发射出的炮弹都不爆炸，11月渡过苏州河后，24厘米榴弹炮多次在管内爆炸。不仅重武器，轻武器日军更没有明显的优势。日军攻打上海前任参谋本部支那课长、战争爆发后任第二十二联队联队长的永津佐比重大佐，曾因旧式手榴弹质量低劣，每有“不发弹”（掷出后不爆炸），向上海派遣军参谋大西一大尉大光其火。无独有偶，10月11日在宝山蕰藻浜一线作战战死的第一百一师团步兵第一百一联队联队长加纳治雄大佐，在临死前给师团参谋长的信中也提到手榴弹的“点火不充分”。

普通武器如此，“高科技”武器也如此。在开战前夕从德国运至南京，装备在鸡鸣寺东侧高地的电动瞄准高炮，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曾使日本海军航空兵感到很大的威胁。曾任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的森英生中尉说：德国对中国的军援使他感到日本受到的“德国的打击”。引述此类材料并不是要证明中国军队武备已优于日军，在总体上，尤其在飞机、重炮、坦克等重武器上，应该说日军还是占有优势，但这种优势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攻坚战和远程破坏上；我在此想说明的只是：在近距离战、肉搏战、夜袭作战上，日军并没有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法宝。

所以，在南京周围敌我双方死亡之悬殊如此，除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的屠戮，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解释。所谓“战斗”，所谓“零距离”的“白刃战”，不过是各部队为了邀功的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