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的人生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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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给季先生戴上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的高帽，季先生的“辞谢”，实际上是很富自知性的举动，是把本来没有的拒之门外，“辞谢”也者，常规的意思是说——本来就有，现在不想有了，从而辞之谢之。季先生不是这样，他本没有，被外界硬性加上了高帽，安然戴得若许年，才发觉上当、不对劲，赶紧摘下来

季羡林老人突然去世，活到98岁高寿的他，7月11日这一天，带走了风风雨雨近百年的满腹经纶。

我和季老并无交情，只有交道：1999年参加过他88岁生日的庆贺会。之后参加“三联·哈佛燕京”丛书研讨会，他是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2004年，我责编和策划了一套“速读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共17卷，其中一卷写的是季老，我们便请季老担任总顾问。我写的两卷为老舍和沈从文。“老舍卷”2009年1月在东方出版社修订再版，更名为《老舍的沉浮人生》。如果不策划这一套丛书，我就不会写这两本书，所以，季老多少和我有了交往。给我上过课的老师钱理群、陈平原等先生都是季老的学生；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张志忠先生，是谢冕先生的弟子，也是季老的学生。因此，从师承来说，我是季老的“孙辈”。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愿老人家一路走好！

2006年1月26日，95岁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在就医的解放军总医院借助高倍放大镜读书 　图/CFP

一个人活得长久，对他的争议也会如影随形地相伴左右。季羡林先生一生提出的不少观点争议颇多，最大的有两条，一是他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二是他于2008年1月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推出《季羡林生命沉思录》，谈及他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意见时，他认为：“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这一说法招致许多诗人的不满，他们纷纷发表意见，称季羡林不是诗人，对新诗了解也不多，说“新诗失败”没有任何根据，甚至他本人对文学也没有多少贡献等等。当然，捍卫季羡林观点的也大有人在。这很像解读老子、孔子、庄子，“圣人”的一两句话，徒子徒孙们皓首穷经，注释一辈子也穷究不尽。因为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他们都对。关键是这些话需要进行“限定”——它们在什么场合、什么条件下适合。对季先生的争议，不同的声音渐渐多起来、大起来。对他本人来说，也确实需要一个相对准确、客观的“定位”。

记得2007年1月，《南都周刊》的记者采访李敖先生，就大陆有无文化名流时问道：“大陆的季羡林老先生，在最近面世的《病榻杂记》中辞谢‘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您认为季老算不算文化大师？”李敖先生的回答很明确：“大陆没有文化名流……他（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中国有句老话：‘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是廖化后来怎么样？廖化投降了！你看《三国志》，70岁以后，阿斗先投降，先锋也投降了。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李敖的话的确很难听，但是或许道出了一些真相。毕竟季羡林先生主要做的是比较文化、文字上的研究与翻译工作，难以有像他的师友蔡元培、傅斯年、胡适、汤用彤、熊十力、陈寅恪、郭沫若、顾颉刚、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牟宗三、钱锺书那样的“国学”代表作。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对于这样一位学术大家的故去，很可惋惜。然而我们也无法否认，季先生确实多“福”！

他出身很贫苦，自小过继给了叔叔。他的这位叔叔先是由乡下到济南，快要混不下去了，才拿出身上仅有的一元钱买奖券，居然中头彩，获得六千两银子，置办家私，显赫一方。不久全给喝酒吃饭请客花掉了，不得不离开家乡又到济南。季先生6岁那年过继到了他的身边，离开穷乡僻壤，从而受到很好的教育。要是季先生的叔叔不把家产花光，那就不会出门，季先生同样无法在济南接受教育，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留学等等。可见，人的一生中，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在作用着。

季先生考上清华后，结识了冯友兰诸先生，在他们的帮助下，获得留学德国的机会，本来两三年就能回来，由于战争爆发，却一再滞留，使本来没有太多计划与安排的季羡林，得到了一连串机会，找到了一生可赖的学业，拿到了博士文凭。因为他晓得，虽然“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真情季羡林》111页，中国书店2007年1月）。

这样就改变了他的人生，从1935年8月31日登上去东北经苏联到德国的火车，到1945年10月6日战争暂时平息，离开德国哥廷根，经法国、瑞士等地坐船，于次年5月19日到上海，整整十年，他修成过硬的本事，继由陈寅恪等推荐，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一直到退休。

他一生最具价值的八十多万字学术著作《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是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微观研究，大量地罗列了罕见的、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的善本古籍资料，配以分析，介绍甘蔗种植的技术、传播、种类，砂糖的制造、应用以及外来影响与对外影响，价值有似于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其他学术成就大略为，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语、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等。还译介过印德文学作品，并用十年的时间，翻译完成了印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罗摩衍那》。后来又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的总编纂，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等。所有这些，似与“国学”基本不沾边，因为他本人并没有太多的“原创性国学”研究。

因此，我觉得季先生的“辞谢”云云，实际上是很富自知性的举动，是把本来没有的拒之门外，已经与“辞谢”的本意不太一致。

“辞谢”也者，常规的意思是说——本来就有、现在不想有了，从而辞之谢之。季先生不是这样，他本没有，被外界硬行加上了高帽，安然戴得若许年，才发觉上当、不对劲，赶紧摘下来，严格说来不可以叫“辞谢”，而该叫“愧领”、“物归原主”。

浮华的虚荣确实没必要领受。做学问总该是要耐得住寂寞的。此即钱锺书先生所谓：“大抵学问是荒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即陈寅恪先生说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季先生给我的印象，却不是那么过分冷静的学者，他似乎比较乐于把学问做得热热闹闹，做成显学与俗学，心志离着俗谛较近，有一些不太自然的表演性成分，其境界和陈寅恪、钱锺书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以理解的是，或许取“矫枉”必须“过正”的缘故，不这么大肆掀腾，就不能形成“关注”的焦点，“国学”云云，本为衰极之学，总要有人登高振臂，方可受吸引。

季先生本人广受关注，得于先生出版过几部很有反响的散文集《牛棚杂忆》、《留德十年》、《朗润琐话》等。这些传记式散文比较真实地记录了一代学人不屈不挠的奋争史和屈辱史，但谈到识见，似有所欠缺的，犹如巴金老人的《随想录》一样，“录”与“随”没什么，只要花进去功夫，就能获得应有的史料性效果，至于最为关键的“想”——作为文化散文的核心元素，问题较多，又不似老舍、钱锺书、梁实秋那样别有文采与才气，因此怕是难以长存后世的。

记得大家给季先“戴高帽”已经很有些日子了。

1999年，我尚在读研究生时，就听说过现在有几位国宝级人物，“国宝”中排名第一的正是季羡林。其他如张岱年、钟敬文、费孝通、任继愈、启功、金克木等，那时候钱锺书先生去世不久（1998年12月）。我路过北大的燕园，朋友就指着一带林中阁楼介绍说，季羡林、金克木这些“国宝”都住在里面，让我第一次听见了这个新鲜名词。

不久，季先生米寿（八十八岁），钱理群老师就带着我们几个去了勺园给他庆寿。一共摆开四五桌，他端着酒杯，一桌一桌来敬，表情自始至终不带一点变化，目光有点浑然，让我记起禅宗里说到的“八风不动”，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位老者了。

碰杯时，我们桌上有一人高声祝他长寿，说：“活到一百岁！”我恰好站在桌子的边侧，清晰地听见他小声嘀咕着，走了过去。嘀咕的是：“岂只是一百岁！我要活到108岁”。他的这声“腹诽”，不意被我一个人听见了，禁不住感叹：“季老啊，人的寿命岂是你想多少就能多少的？”然而换一个角度，倒也可以看出他的“天真”本性来。

后来我又读到公开的报道，说季老住进医院后，有人去看他，他称：“我94周岁了，并不打算‘走’。我要活到108岁。”

看来，他仍在“要岁数”，108在他那里，是一道高高的门坎儿。

精研原典佛学的他可能早知道，“百八”是佛家世界里的一个常数。

和尚念佛计数的数珠，以一百零八颗一串者为“上品”，中品54，下品27。“和尚市语，以念珠为百八丸。”（《清异录》）

“佛珠”的本意则是“弗诛”，戴在身上随时提醒人不可杀生，并尽一切法放生，修108尊佛的功德。念佛时边念边数佛珠，至第108颗，而功德圆满。

季先生大概是受了这套经学思想的指示，才把108岁挂在嘴上，念叨不休的。

中国人向来信奉“好死不如赖活”、“宁在世上捱，莫向土里埋”，也就是庄子谢绝楚威王之聘，愿只做自由自在的“曳尾泥龟”的道理。这样的信念，属于人之常情，不能菲薄，相反，它大概也是艰难活着的人们其“厚生”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季先生出身草根贫民世家，前半生离乱曲折，遇到过多的“偶然”事变，一次次化险为夷，总算留命并让它放出光彩，当然要更加爱惜生命，希图各方面都“功德圆满”了。那就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Namas Amitabha）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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