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为何总是来自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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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大国和游戏弱国

中国是游戏大国还是游戏小国？是游戏强国还是游戏弱国？这两个问题似乎同义反复，答案却截然不同。

以游戏人口而言，中国绝对是游戏大国。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0年1月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3.84亿网民中有2.65亿网络游戏用户。如果这些网游玩家组成一个国家，人口将是全球第四，仅次于中国、印度、美国，而且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将会很快超出美国，名列三甲。但是，以游戏原创而言，中国又是游戏弱国。虽然国产网游在数量上具有一定优势，但主要处于“人多势（不）众”阶段，像《魔兽世界》那样影响力“以一当十”的游戏，几乎没有。所以，上述报告明确表示：“中国是网络游戏大国，但并不是强国，主要表现在产品出口较少、进口游戏用户使用率高于国产游戏。”

正如中国是奥运会的“金牌大国”，却不是全民健身的“体育强国”，“游戏大国”和“游戏弱国”形成一对怪异的组合。这种症状不仅表现于网游领域，也表现于桌游及其他游戏领域。最近当红的桌游《三国杀》，虽然是以三国作为历史背景，形式却与意大利游戏《Bang!》非常相似，仿佛是它的汉化版。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少时玩过的同样以三国作为历史背景的“华容道”游戏：一个有二十个方格的棋盘，摆上占据四格的曹操和分别占据两格的“五虎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以及四个分别占据一格的兵，曹操在最上方，出口在最下方，棋盘剩余两格空白作为移动空间，游戏玩法是尽可能快地移动棋子把曹操移到出口。我上网查了一下，意外地发现这个给我留下美好童年记忆的游戏并非中国原创，也是西方游戏的汉化版，1932年一位英国人在英国申请了专利。

一个国家在游戏领域难以原创，足以说明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弱化到何种程度。 

游戏人生和公共生活

游戏和公共生活有关。除了“华容道”、“俄罗斯方块”这种一个人的游戏，绝大多数游戏都是一种虚拟的公共生活，需要多位玩家互相协作或者互有分歧并且寻求解决分歧的办法。

为什么中国是游戏大国？因为现实缺乏公共生活的空间，公众只能寻找虚拟的公共生活。2009年，在百度贴吧魔兽世界吧，一个“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帖子，短短几个小时内被几十万网友点击，出现上万条回帖。游戏空间的压缩引发反弹，导致了游戏玩家的参与爆炸，这就像广场效应，当公众缺乏广场经验，一句缺乏理性思考的口号就可以获得排山倒海式的回应。2010年，一个名为《网瘾战争》的视频短片更值得关注。其中表达的主要理念是，如果虚拟生活无法得到满足，网游玩家将重返现实生活，捍卫自己的权利。

为什么中国又是游戏弱国？这同样因为现实缺乏公共生活的空间。根据一些调研数据显示，半数以上的网游玩家会加入网络虚拟组织，参与网络社区的比例不断提高。网游玩家通常被视为宅男、宅女，但是宅男、宅女那么热爱加入网络共同体，说明公众并非不热爱公共生活，而是公共生活的缺失使得公众只能游戏人生，“被宅男”、“被宅女”。即使游戏生产者，也多半是通过游戏享有虚拟的公共生活。在现实中没有共同体的经验和实践，却想发明一个虚拟共同体的游戏，在虚拟中生产虚拟，最终只能去山寨。

暴力思维和契约精神

游戏通常有两种精神，一种是暴力思维，一种是契约精神。在中国，前者一直是主流，贯穿暴力思维的战争主题通常是游戏玩家的最爱。相比之下，贯穿契约精神的市场主题在游戏玩家中属于小众。虽然《大富翁》（又名《地产大亨》）颇受欢迎，但是在争夺游戏玩家上，很难与“杀人游戏”平分秋色。

但游戏的终极精神是契约精神，哪怕它贯穿暴力思维，充满战争主题。在游戏之前，玩家需要承认共同的游戏规则，否则游戏无法开始，这本身便是对契约精神的尊重。以“杀人游戏”为例，虽然作为“杀手”的玩家需要口非心是、嫁祸于人，但是被怀疑者可以有申辩的权利，整个游戏非常强调程序。

回顾中国历史，暴力思维贯穿始终，但是暴力也有尊重契约精神和不尊重契约精神之分。这种两分可以追溯到春秋和战国。春秋时期的战争，从周王的角度来看没有义战，但是战争双方讲究一些基本规则，战争仿佛贵族之间的游戏，将士见到对方国君需要行礼。战国时期的战争，则是军国之间的杀戮，接近于恐怖主义的游击战、无限战开始盛行。

这两种传统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并存，三国故事也不例外，群雄逐鹿、三国相争、西晋一统，仿佛重演战国历史，但关公华容道义释曹操、晋将羊祜和吴将陆抗化敌为友则是春秋精神。虽然游戏常以三国为背景，但是通常只注意到其中的暴力思维，却忽视了契约精神的隐线。

游戏和公共生活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以契约精神作为基本规则。游戏可以有暴力元素，但是这种暴力元素需要在契约精神的规范之下。游戏大国的身份，说明公众具有参与公共生活、尊重契约精神的诉求；游戏弱国的身份，又说明公众缺乏公共生活、习惯于暴力思维。

我们现在缺乏的不仅是游戏，还有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