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一面

传统的戊戌变法研究,主要以康、梁一派留下的记载为依据,描述进程,划分派系,分析原因,构成了戊戌变法史的“正面”,几乎成了几代人的历史共识,而对列入后党的保守派一方的史料,以及作为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如张之洞等人的史料,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让读者很难看到戊戌变法的另一面。

责任编辑:刘小磊

资料图:张之洞。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戊戌变法是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以人而论,帝后王公,枢臣督抚,维新志士,悉被卷入,参与者仅主要人物即达百人以上,而又分属不同派系,各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纠缠不清。以时而论,变法虽仅百日,酝酿却达数年,其间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峰回路转,波谲云诡,内幕隐情,至今难解。以地而论,政治舞台虽然主要在京城,但湖北、湖南、上海等地也有相当的表现,可以说是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事件。

传统的戊戌变法研究,主要以康、梁一派留下的记载为依据,描述变法的进程,划分人物的派系,分析失败的原因,构成了戊戌变法史的“正面”,几乎成了几代人的历史共识,而对列入后党的保守派一方的史料,以及作为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如张之洞等人的史料,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让读者很难看到戊戌变法的另一面。究其原委,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者史才、史识的局限,史料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史料是记忆的载体,是还原事件真相的证据。在古代,受书写材料、印刷技术、交通条件和战争等因素的制约,许多重大事件留下的当事人的记载非常少。时代越近,史料越多,王安石变法就比商鞅变法留下的史料多,戊戌变法留下的史料又比王安石变法多得多,譬如“电稿”、“通讯”、“社评”,在有电报、报纸之前就没这种东西。

19世纪西式印刷机的普及,使得报刊、出版业日益发达,不仅造就了一批梁启超式的言论巨子,也使许多参与近代政治事件的官僚、士绅、政客、文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档案,生前身后,多有文集、笔记、书函、回忆录出版,或经家人或幕僚选辑,以选集、专集、全集的形式出版,大量的奏折、公函、书牍、电稿得以保留,这些史料,以“浩如烟海”喻之,毫不过分。

现代史家的研究愈来愈像侦探办案,首先要竭尽所能搜集史料,为了探源辨伪,揭示真相,支撑论点,史料当然是越多越好。以张之洞为例,民初公众可以利用的已出版的史料,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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