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孤魂,肉身何在

王官之学,已证明是一条死路,心性之学,只是精英宗教而已。儒家在未来中国最广阔的愿景,乃是造就公共伦理秩序的“文教”。这个“文教”,希望不在于国家权力之推广,而是与社会结合,在民间自然、自发地生长。

责任编辑:戴志勇 实习生 石越婕 王庆峰

(向春/图)

两千年的儒家曾是古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一百年前,在西学的冲击下,儒家文化解体,失去了其制度之根和社会之根,虽经几代新儒家学者力挽狂澜,光大绝学,然而儒家义理犹如孤魂,在少数精英的上空游荡,而不再在大地有其肉身。

传统儒家之所以如此风光,乃是有双重的制度肉身。其一是汉代的五经博士制度和宋之后的科举制度。儒家是王权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士大夫也成为帝国官僚阶层的唯一来源。

其二是宗法家族社会的风俗、礼仪和民间宗教。儒家是古代社会的文化“小传统”,在民间有深厚的土壤,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

然而,儒家的这双重肉身到了现代社会已被连根拔起,摧毁殆尽。虽经一个世纪的磨难,儒家到21世纪的中国有了复兴的希望,但如今的繁荣更多的只是学院层面的热闹,少数精英那里义理儒家的蓬勃兴旺,反过来衬托了制度儒家的落寞荒凉。儒家之魂,悠悠荡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何改变一个世纪以来儒家的魂不附体、让其在制度上有所附丽?比较起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等注重义理的老一代新儒家,今日新一代儒家人士开始注意到制度儒家的重要性,而上层频频吹来的温馨暖风和社会的精神饥渴,又给制度儒家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良机。问题只是在于:儒家之魂,将依附于何张皮上?是目光往上,得君行道;还是视野往下,觉民行道?

王官之学,已证明是一条死路,心性之学,只是精英宗教而已。儒家在未来中国最广阔的愿景,乃是造就公共伦理秩序的“文教”。这个“文教”,希望不在于国家权力之推广,而是与社会结合,在民间自然、自发地生长。

王官之学:此路不通

王权与儒生相互利用,结成同盟,因为终极目标不同,终有决裂那一天。

儒家与基督教、佛教不同,不仅是入世之学,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经世致用,实现治国平天下。儒生们的政治抱负虽大,却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软肋:与基督教相比,缺乏有经济实力、又可与王权相抗衡的独立建制;与古希腊公民比较,也没有参与政治的制度化管道。儒家士大夫虽然谨记孔夫子的“士志于道”,坚信儒家的信仰(道)尊于王权(势),但在政治实践之中,“道”却不得不借助于“势”,看君主的脸色,借“势”的跑道践行“道”的理想。

从古至今,凡是有强烈用世之心的儒家,因为摆脱不了“道”依附于“势”的宿命,总是习惯于走上行路线,时时寻觅明君,希望将一己之学抬升到王官之学。

儒家需要明君,明君也需要儒家。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让汉武帝以下的君主们明白,仅仅靠法家官僚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是不够的,暴力威慑得了百姓,却无法征服人心。儒家有民本主义的王道政治,以儒补法,可以为王朝的统治获得长久的合法性。于是,大部分的中国皇帝,从汉武帝到康熙雍正乾隆,其统治方式皆为外儒内法,偶尔济之以黄老之学,霸王道杂之,三管齐下。

王权与士大夫的结盟,是一个有限的、互为手段的脆弱联盟。王权最迷信的,永远是马基雅维利之学,再熟悉儒家经典的皇帝,其作为权力的化身,决定了他骨子里流淌的,只可能是法家的血脉,相信“法术势”这套治理体系无远弗届。

对于儒生而言,王道政治是体之所在,王权不过是其用;但对王权来说,儒家再好,乃是用也,法家才是体本身。

以晚清的洋务、变法和新政为例,士大夫与清廷虽然都为保国,其实是各怀“鬼胎”。士大夫以富强保中国,最终要保的是天下——那个儒家所心仪的文明秩序,但清廷以富强保中国,最终要保的是江山——那个满清权贵独揽天下的小江山。士大夫为了保天下,可以改朝换代;而清廷为了保江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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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小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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