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不作媚时语 反思多因切肤痛——王元化访谈

2006年2月11日,笔者访问了王元化先生。那时先生因身体欠佳，早已甚少见客。在吴中杰先生的热情引荐下，王元化先生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事后，笔者根据录音整理出了访谈稿，并请采访时一直在座的吴中杰教授作了校改。可惜因种种原因，该稿最终未能发表。今闻先生驾鹤西归，特披露此文，以志怀念。

早年生涯

1938年，18岁的王元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文委孙冶方、顾准等人领导下工作

你是在清华园长大的，又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为什么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热情地投身革命？

萧伯纳讲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在20岁时不左倾，就是没有出息的青年；如果他到25岁以后还是这样，也是没有出息的。上个世纪30年代是一个左倾的时代，大批知识分子向左转，像罗曼·罗兰、鲁迅。萧伯纳是被列宁批评过的，也往左转。那时候我们在北平耳濡目染，觉得日本人的统治恶劣极了。我们从小就觉得这个国家是被另外一个国家所凌辱的，被如狼似虎地压迫。我当时在清华园里，家里不愁吃，不愁穿，但是我出了清华园，到城里来，触目所见都是这类的现象。当时张学良在东北实行不抵抗政策。

当时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还写诗讽刺张学良。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我们那时候读了这些诗都觉得非常沉痛。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别人觉得我是一个从来不问政治的人。我要求去参加学生自治会，我说你们要开会到我家里来，我家里很宽敞。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气氛。那时候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在党内会变成两种，一种是经过所谓延安整风，思想真正改造好了，一种就是到老了还是理想主义者。

入党时你和孙冶方、顾准这样的思想家、学问家在一起工作？

这是很特殊的。这就是一个个案的问题，不能成一个典型，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的。我入党时，孙冶方是书记，顾准是副书记。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奶汁长大的，我那时才十几岁，娃娃嘛。他们做人行事的习惯，无形当中感染给我，印象很深。那种党内的生活氛围使我非常怀念，但是后来这些人几乎全军覆灭（笑）。

当时党内他们叫我“小孩”。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写了一些文章，年轻人的骄傲自满就出来了，觉得自己很了不得。他们也可以用这个字——这个字其实是不好的字——“整”了我一下，老不给我发表文章，说你的文字没过关，里面教条的东西很多。我当时气得不得了，又没有办法。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左”的人，受苏联理论的影响，以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我很苦闷，有差不多两年时间。后来上海的环境也变化了，好几年之后，他们看我的东西，说有点脱胎换骨了。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严格要求没什么坏处。

后来我在上海当地下党文委书记直到抗战胜利，那时上海文委的领导是刚从延安回来的一个老同志，他是经过延安整风和“三整三查”的，首先就点了我的名，我还不懂是怎么回事。开小组会，让我下面的人来揭发我、批判我。我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了一点意见，我说怎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跟日本的理论很接近，已经被批判了的，这明明不对嘛。我想不通，不大懂。他们觉得我的思想不纯，那时候是不能提一点怀疑的。把我撤掉以后，我到大学教书，在那里，我不得不很好地用功。

潜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