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启蒙之后我们获得的并不是一种玫瑰色的自由，而只是一种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后果的新的生存条件”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杭州
责任编辑：周建平
赵鼎新在8月末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工作。他常年生活在芝加哥，居住在一栋有四百多户居民的高楼里，他戏称“一栋楼就是一座村庄”。
赵鼎新身上颇具戏剧色彩的一点在于，他在昆虫学领域学习了12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读到博士最后一年时，决定转入社会学领域，“我对国家的关切已经取代了对昆虫的兴趣”。
浸入社会学研究后，赵鼎新认为自己首先要克服的是“一种弃医从文的鲁迅情怀”，即通过自己的写作来改变中国。“社会需要多样化思想，无论我提出的理论再好，如果一个国家只按照我的理论来发展，肯定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可以说，我学社会学后首先破除的就是理科学者讲真理的情怀。”
1996年起，赵鼎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他曾获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此后，赵鼎新在国内先后出版《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等书。2012年，赵鼎新出版《民主的限制》，他在序言中描述自己关心中国前途，有很强的现实感，童年生活在上海的下层社会中度过，又在宁夏当过8年工人。因此，他“对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所思所想有着呼吸与共的理解和同情，而与形形色色的精英优越感格格不入”，同时对民粹主义保持警惕。
回国后，赵鼎新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赵鼎新在芝加哥时，一直阅读国内外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与身边的人聊美国的防控措施，关心同事所主持的新冠疫情相关研究。在曲折的抗疫过程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他认为怀有各种政治目的的谣言背后存在结构性因素，不实信息的背后是该信息的主要受众所共享的宏大价值观，即使是那些有分辨能力的人，对与自己价值观一致的不实信息也更容易采取体谅的态度。我们从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强大与困境，谈到狭隘民族主义、极端主义在许多国家的上升，始终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当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世俗思想体系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下降，“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应当如何审视西方近代思想体系，特别是它的生命力及局限性，在避免走向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道路的同时走出自己的道路？”
防疫成功的国家的特点推翻了以前许多理论
人物周刊：经过今年的新冠疫情，你对公共卫生和政府运作体系等方面有什么思考吗？
赵鼎新：如果我是当时的武汉市长，我该怎么办。我想到这点就浑身冒冷汗：一千万人封城怎么得了。我把这个新冠疫情称为“贝叶斯弥散性灾害”。弥散性是指灾害一旦发生，马上就会散开，而不像地震一样仅仅局限于一地。这类疫情会给决策带来四个非常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难：事后的影响很清楚，而前期对后果难判断；决策者在前期会有很强的投鼠忌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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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柔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