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商业观，和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弦高犒师图。庞亦鹏绘。采自《东周列国故事新编》。

古老的商业文化，重视财富

商业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周易·系辞下》记载说在遥远的神农氏时代，就出现了原始的市场，“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商人”“商业”词汇的来源，便是擅长经商的商民族，《尚书·酒诰》说商民族的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他们驾驶着牛车到远方经商，赚钱孝养自己的父母。商民族的祖先首领王亥、王恒等人，也是擅长经商的，《周易》大壮、旅卦分别提到他们“丧羊于易”“丧牛于易”，赶着牛羊四处经商，遭到有易部落的袭击而丧生。部族首领亲自经商，甚至为此而死，说明商民族有重视商业活动的传统。商代金文族徽中，有些是人背贝串的图像，代表了以贸易为职业的氏族，以商贸为族徽，也显示了商业具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1999，第382页）。商亡国后，商王畿地区的遗民仍然擅长经商，如殷遗民的聚居中心洛阳，在周代发展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的商人“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遍布各地，十分活跃。在一般民间，如原商王畿的卫国，商业活动也活跃，人们熟悉的《诗经·卫风·氓》，就描写当时卫地民间“抱布贸丝”的商业活动，而著名的儒商子贡也出生于卫，当是受到此种风俗的熏染。

孔子为殷人后裔，应当也对商业文化并不陌生，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孔子反复说“沽”，使用商人的语言，说明他对市场非常熟悉（余英时：《商业文化与中国传统》）。和一般人想象的陈腐穷老头形象不同，孔子本人并不敌视商业活动和富贵，他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富有是值得追求的，所反对的只是“不义而富且贵”，而“富而好礼”（《学而》），则是他最赞赏的模式。《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曾笑着对爱徒颜回说：“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希望颜回能够富有，自己来担任其管家。这也可以解释孔子对其爱徒子贡的态度，他将儒商子贡比喻为“瑚琏之器”这样的宗庙宝物（《论语·公冶长》），而不是将其批评为“满身铜臭的财主”，就很能说明原始儒学对于商业活动与财富的基本态度。

重视契约的传统，有时甚至拯救国家

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契约传统，但西周的郑国在立国时代，便和商人们建立起一项宪法性的契约，所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左传·昭公十六年》），意思是只要你们商人不背叛国家，那么国家就保证不强买你们的商品，也不会强行索取或抢夺。你们有怎样的巨额财富，都与国家无关。这一契约，在日后对保护郑国商人财产权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两百年后，势力强大的晋国权臣韩宣子向郑国商人索要一件玉环，郑国执政官子产以“这不是国家府库收藏的器物”为理由回绝了。韩宣子又用压价的方式，向商人强行购买玉环。这时，子产搬出了两百年前的这项契约，谈到了商人与国家的约定，国家有义务保护商人的财产权，否则“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最后，韩宣子只能放弃强买的打算。

子产坚持了郑国的古老契约，守护了商人财产，他能“养民”的德性，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认为他是“惠人也”（《宪问》），“其养民也惠”（《公冶长》）。郑国有保护商业和财产权的契约传统，因此商人地位较高，也愿意维护国家的利益。最著名的便是弦高犒师的典故，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到成周去经商，在滑国遇到了要偷袭郑国的秦军，为了保护郑国，他急中生智假冒郑国使者，用自己的十二头牛犒劳秦军，并派人回国报信防备，秦军认为郑国已有准备，便放弃了偷袭计划。

《左传·成公三年》记载，晋国的大臣知罃在邲之战中被楚国俘虏，有“郑贾人”试图将他藏在要贩运的丝绵“褚”中带走逃离，但还未行动，楚国人就将知罃放回去了。知罃想报答这位郑国商人，商人却说“吾无其功”，因为知罃是楚国人放的，自己没帮上忙，便拒绝了赏赐，又到齐国去做生意。从这里也可看出，郑国商人很讲究诚信，讲究无功不受禄。此外，他们经常参与国际间的政治活动，也说明社会地位不低，有一定道义和理想的观念。显然，只有长期生活在一个财产得到良好保护的社会，才会养成这样的品德和趣味，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

先秦时期的儒家，有时也以商业契约的思维，来比喻和理解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