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大类招生，忐忑专业分流

（农健/图）

（相关报道详见：《“大家都有更急的事要做”：厦门大学教授王洪才谈通识教育》）

忐忑了一整个学年后，专业分流结果揭晓了。2022年7月9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成绩统计、活动加分和志愿填报后，某985大学学生陈安宁（化名）等到了自己在大学的“归宿”。

“新闻专业”，陈安宁如愿以偿。不过，她的一名志愿相同的同学，因为0.1分之差，被分到了信息管理——一个传统工科专业。

过去一年里，为了拿到更高分数，许多双一流高校的新生不放过任何一个竞争机会。陈安宁印象深刻，某次读书笔记作业，“要求三千字，有人写到两万”。

这场竞争的决定因素，大多数时候是绩点。没人希望考上名校却选错专业，例如一个立志当程序员的学生，被分到土木工程，毕业后奔走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例如一个喜爱电子的学生，接下来要跟汽车打交道。

大类招生，即将相同或相近学科门类的专业合并招生，学生先统一学习基础课，一段时间后根据兴趣和成绩，决定最终所学专业。其核心在于拓宽培养口径，给学生更充分的专业选择机会。

随着重视通识教育成为高校改革大方向，大类招生过去这些年里不同程度地落地推广。据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谭颖芳的统计，截至2020年，首轮134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除军事院校外，共有115所高校实施了大类招生与专业分流。不过，其中仅有个别高校实行跨学院的彻底方案。

改革的开端，许多人认为是2001年启动的北大元培计划。南方周末记者追溯发现，这是一些高等教育者多年未竟之梦。最早是为了摆脱高校学科设置过于专业化的掣肘。

在一些学者看来，相关教育实践其实已经过三轮迭代，最新一轮的展开，伴随着新高考改革的逐步落地。

一个教育理想

1997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师牛大勇前往哈佛大学进修。专业研究以外，他特别考察了这所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培养本科生。

彼时，困于1950年代奠定的精细的专业分类，一些教育者意识到，专门化的本科教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需求。早在1978年，教育部在一份草拟文件和一次座谈纪要上，都提到了放宽专业口径。

更久远的1950年，潘光旦在《说“通”“专”并重》中就系统总结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并提到现代社会正走向只强调专而不强调通的极端。

第一轮试验在1980年代末开始，当时的改革方向，多是从按专业招生转向按系招生。一位云南大学中文系1990级学生回忆，到大二，他才选择究竟学中文还是新闻。

在哈佛，牛大勇发现，国外大学跨专业学习的自由度很高，很多本科生不断跨越文理界限，选修感兴趣的课。甚至有少数人，在最后一年才确定自己的专业。“只需按照该专业的规定修够学分，就能获得这个专业的本科学位。”多年后，牛大勇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根据对哈佛的考察，他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刊登在北大校报上。

1999年11月，在副校长迟惠生推动下，北大组建了本科教学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牛大勇成了召集人之一。小组里，一部分人只经历过专门化的高等教育，另一部分中青年曾留学海外。但他们都怀有一个关于通识教育的理想，“本科专业分割过细，学科基础狭窄，而当时中国高校的硕博体系逐步确立，这样的本科分类严重影响专业人士培养，且不适应人才多样化的社会的需要。”

起初，北大对小组的定位是“战略研究”，这给了成员们更大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