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易忻：社会学如何理解抑郁症

（视觉中国/图）

一个人是怎样变成“抑郁症患者”的？你可能遇到了职场或学业危机，因生活变故而面临压力，陷入一段糟糕的亲密关系，或者经历创伤后的长期困扰。你常常感到疲惫、沮丧，白天提不起精神，晚上难以入睡。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星期，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最终你决定求助医生。

走进医院的临床心理科后，你会被要求做一份包含几十个问题的量表。在测试结果中，你的精神状态会被量化为一套复杂的指标：抑郁、焦虑、敌对、躯体化症状……如果医生判断你需要治疗，你可能会得到一张写着复杂药名的处方，并被建议开始心理咨询。不凑巧的话，你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因为预约心理咨询的患者太多。

即便如此，你可能依然属于幸运的少数人。2022年2月发表的《柳叶刀——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抑郁症重大报告》估计，全球每年有5%的成年人患抑郁症。在高收入国家，约一半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诊断或治疗，而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高达80%-90%。

然而抑郁症从来都不只关乎个人。在《抑郁症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学分析》一书中，社会学学者萧易忻认为抑郁症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有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时空剧变导致个人及家庭都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和不稳定性；在竞争文化的笼罩下，个体的生命历程被社会规范形塑的“象征他者”规训，只有竞争中的获胜者才能过上“美好生活”。消费主义与科技进步加剧了个体原子化，使人们更容易困于自己的情绪中。

个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是社会健康程度的一面镜子。如《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的作者戴维·A·卡普所言：“如果我们不履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以滋养社会，我们就要付出个人患病的代价。”重塑社会连结是应对抑郁困境的解药之一。

萧易忻也是《诉说忧伤》的译者之一。他生于台湾，2012年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到华东理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此后任教于该校社会工作专业。来到上海后，他发现留学期间认识的朋友都或多或少有过抑郁状态，而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界，却鲜有关于抑郁症的专著。他在2014至2015年进行田野调查，对抑郁症患者、家属、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等群体进行访谈，试图阐释个体的抑郁经历如何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建构相关联。

《南方人物周刊》与他探讨了导致抑郁症变得更高发的社会因素，社会如何建构这一疾患，以及从社会学层面上看我们该如何应对抑郁。药物和心理治疗是当下医治抑郁症的主流方式。但在医疗举措之外，我们还需要构筑能托住个体的支持系统，需要对精神障碍的去污名化。个体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系统而存在，“社会学还需要去处理宏观层面的问题，比如社会政策的友善程度，医疗体系的建构，学校、社区层面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对抑郁的歧视少一些等等。”萧易忻说，“总之要培养人们心理的韧性，塑造一个友善的环境，人们患抑郁症的状况才有减缓的可能。”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萧易忻的对话：

抑郁症可能是为患者提供的喘息空间

南方人物周刊：社会学，尤其是质性研究的路径能为理解抑郁症提供怎样的视角？

萧易忻：社会学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看重社会脉络。我们一出生就依赖父母，很多直接或间接的人，比如生活用品制造商、医院的医护人员、学校的教职工等等作为基底共同托起了我们的存在。对于抑郁症，社会学更关注社会结构的问题，以及社会怎么去建构这个病。在治疗方法层面我们也侧重于建立更好的社会连结，思考个体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