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厂”离开的年轻人,后来去哪了?

那时的上司常常告诫他,人生就是应该拼命向上爬、拼命挣钱。离职后,这位前上司给他打电话,问了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获得快乐?”

张默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有时候花七八个小时打磨一个物件,或者用十天甚至更长时间做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他享受这个过程。学木工之后,师傅对他说,“人生很漫长,偶尔暂停一下其实也没什么。”

比起在大厂,他的收入水平大幅滑落,存款几乎没有增加,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开支。

责任编辑:李慕琰

从大厂裸辞后,拉拉和丈夫在北京延庆区井庄镇三司村租下一间小院子,远离市区住了两年。(受访者供图/图)

辞去互联网运营总监的工作后,张默做起了木工。他在浙江东阳一间木工学校敲了十个月木头,这件事很枯燥,但一做起来就容易废寝忘食。有一次,他花八九天时间做了一个木马,纯粹只是因为想做。

张默觉得木头很有温度,相较于和人相处,他更享受和物相处的时光,在对木头的锉磨中,他找到让自己安定下来的方式。

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他曾是一条业务线的运营总监,拿着比同龄人高的薪水,在上海贷款买了房,在安徽老家的亲友眼里,他是成功人士。然而公司复杂的组织架构、林立的派系、漫长的审批流程让他束手束脚,无止尽的加班、两点一线的通勤生活也让他感到疲惫。

那时的上司常常告诫他,人生就是应该拼命向上爬、拼命挣钱。离职后,这位前上司给他打电话,问了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获得快乐?”

很多年轻人正在离开大厂。

脉脉研究院发布的《2023职场迁徙报告》显示,2022年,互联网职位量同比减少50.4%,28.19%职场人跳槽或主动离职,9.42%被裁。

高薪曾经是吸引年轻人涌入大厂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各行业平均工资情况显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年收入为21.3万元,超出第二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6万多元。

然而,当行业泡沫退去,一些年轻人发现,高薪并不意味着高幸福指数,“内卷”、工作生活的不平衡带来的精神消耗等影响着他们的选择。疫情之后,越来越多人开始渴望安稳、在工作的缝隙中找回生活。

离开大厂之后,他们去了哪里?

辞去互联网运营总监的工作后,张默做起了木工。(受访者供图/图)

这个行业发展很快,不会等你

疾病让前大厂人拉拉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

拉拉1982年出生,曾就职于百度的职能部门,工作性质接近高层领导的助理。2020年底,她被查出宫颈病变,做了手术。术后恰逢疫情封控,但她发现居家办公的压力更大了,工作时长没有减少,只是省去了通勤时间,相当于一睁眼就在办公,一直到睡觉,同事和领导没有太考虑到她是一个尚需休养的病人。

拉拉同在互联网大厂的丈夫也遭遇了职业瓶颈。换了几个团队后,他意识到互联网行业对35岁以上的人不太友好。和父母沟通后,两人一起裸辞了。拉拉为此放弃了剩下两年的股权激励。

2017年,奶盖经由校招进入一家游戏行业头部大厂做直播运营。那时大厂在毕业生眼中是一片沃土,光鲜、体面,她至今仍然怀念公司包容宽松的气氛:可以穿Lolita上班,染花里胡哨的头发,“没人管你”。

奶盖和男朋友感情稳定,毕业后都进入互联网行业。不久,家里开始催婚,他们考虑未来:加班严重,如果两人都在这个行业,以后可能无暇照顾家庭。公司正常下班时间是晚上7点,但没有人7点走,即使没什么事,大家也会拖到9点以后;有事情做的时候,加班到10点、11点是常事。

让奶盖更为触动的是一位女同事,曾经单枪匹马干到管理层,但当她休完半年产假,再回到原来岗位时,发现她之前的业务已经被瓜分掉,只能做一些边缘工作。奶盖考虑,如果不结婚,也许可以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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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胡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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