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信疆：大将军的最后一场硬仗
他说化疗那段日子，有时候要躺在床上把四肢往外张开，这是“基督教文明”的具体展现，有如上了十字架；有时候则须把手脚紧紧并拢方便移动病床，这是“埃及文明”的身体语言，他变成木乃伊了。
高先生说，化疗那段日子，有时要躺在床上把四肢往外张开，这是“基督教文明”的展现，有如上了十字架；有时则须把手脚紧紧并拢，这是“埃及文明”的身体语言，变成木乃伊了
去年农历大年初一，大约下午3点多，我从香港打电话到台北向高先生和高太太拜年。“高大哥，新年好！ 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照例说。
电话那头，高信疆先生频说谢谢，笑得很开心，但敏感的我依然察觉到笑声已经不如去年开朗。
“还好吧？”我问。“在北京一切顺利吗？”
高先生近年主要居住在北京，到了年节时当然回家，但此前两个月我们在北京见过面，那时候他说过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已经减少喝酒了，可是仍然抽烟。 他有太多朋友，来自两岸三地四面八方，几乎从早到晚都有人前来找他吃饭聊天，向来好客的他不愁寂寞，但亦为此付出精力和时间。有好几次，他对我感叹有点吃不消，故每隔一阵便把手机关掉数天，算是“闭关静养”。
“这几个礼拜在北京没有胃口，吃不下饭，勉强吃下去便想吐，瘦了许多。”他在电话里说，过完年，一定要去检查了。
高先生的癌症就是这次检查发现的。过年后两个月，我打电话到台北跟他聊天，他把病发始末像说故事般对我说得清楚，边说边笑，很能从中寻得乐趣。他显然是爱说故事也爱听故事的人，喜的悲的，别人的自己的，都爱。
青年时代高信疆
如果我没记错，高先生是这样说这个故事的：过年时他与李敖吃饭，李先生见他剧瘦却仍未到医院检查，调侃道：“你的文化意识是21世纪的，但你的健康意识仍然停留在18世纪，太可笑了。”言毕掏出手机打电话到和信医院找相熟的医生朋友，立即安排高先生前往检查，并且代付10万元体检费用，作为送给高先生的“过年礼物”。
检查结果：末期大肠癌，癌细胞已扩散到肝。
往下便是化疗程序了。
大约每隔三四个礼拜，我会打电话给高先生，听他边笑边说“治疗故事”。真的是边笑边说，电话里的声音没有太多伤感，反而像在写他昔日鼓吹的“报道文学”般用尽各式细致词汇描述过程细节。例如他说，化疗就像战争，先是空袭，派飞机从高空投下炸弹，把癌细胞轰个头昏脑胀；然后是抢滩登陆，派战车和军队攻上滩头，建立阵地，跟癌细胞面对面地作战；再来是巷战，士兵在大楼和小巷之间不断搜索，务求把敌人杀光，不放过半个。记得20多年前读过一篇谈论高先生传媒生涯的杂志文章，标题似是《失掉了战场的将军》，当时我对高先生的事业波折颇有感慨，然而20多年后的此时此刻，我却感觉，跟此前相比，抗癌之役才是他这位大将军必须面对的最严峻的战争。这是场大硬仗，他不能不冷静应战。
高先生足够冷静，而且乐观，他甚至自豪于能够经常把医护人员逗笑。他说化疗那段日子，有时候要躺在床上把四肢往外张开，这是“基督教文明”的具体展现，有如上了十字架；有时候则须把手脚紧紧并拢方便移动病床，这是“埃及文明”的身体语言，他变成木乃伊了。高先生用如同小孩子被老师称赞时的语气得意地说，医护人员极欣赏他的幽默感。
他就是这么懂得悠然自处的人。他当然有发火的时候，也有抑闷的时刻，但不管顺境逆境，他都为自己在心底竖起一把理想标尺，努力朝此迈去，然后替自己打分数。有一次跟他谈及“性格决定命运”之类话题，高先生说，“不，家辉，对普通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可能是对的，但对我们这类人应该是‘理想决定命运’，我们相信的、我们信仰的，我们就去做，义无反顾。”
以他长居北京的8年为例。到过高先生家的人都知道，他屋内堆满书籍和影碟。他为大陆和台北的一些企业做顾问工作，绝不吃老本，而是不断汲取新知识和新理念，把别人托付到他手上的“案子”做到最好。而在此8年中，高先生也培养了一个新习惯: 陪太太朗读《圣经》。高太太柯元馨乃虔诚教徒，高先生虽未全心地投入信仰，但在太太的劝告和要求下，依然每天3次——早中晚——通过北京和台北之间的长途电话陪她读经。有一晚在北京，我和高先生喝酒到10点半，他瞄一眼手表，道，“要回家了，元馨在等我电话。”我随高先生回家，坐在书桌前，亲眼看他拿着电话筒一句句颂读经文，并夹杂呼喊“阿门！”和“感谢主！”，声调如此温柔。
待他挂上电话，我问道，“你是不信神的，这样读经会不会觉得很不自在？”
“没办法，你爱一个人，便也要爱她选择的事情。”高先生合上《圣经》，点燃香烟，在烟雾里缓缓地、认真地说。“而且读经久了，我也找到一些趣味，经文里有许多历史和神话，给我许多启发。”
高先生对太太总是“元馨”前“元馨”后的，病前如此，病时更甚。他第一阶段化疗颇为顺利，癌细胞有明显消退迹象，各种健康指数亦渐渐好转，故他对治疗充满信心。有一回他还笑道，有一位同龄朋友去探望他，拍了照，仅看照片，还以为对方才是病人。然而进入第二阶段化疗，不知何故形势逆转，癌细胞急速“反攻”，令他全身尤其是右肩疼痛无比，惟有依靠注射吗啡镇住；大将军有逐渐败退之颓势。
去年12月我到台北看望高先生。他躺在和信医院急诊室病床上，头发已掉光了，但笑容仍是开朗的，细述治疗转折过程，仍像说着传奇的“报道文学”，直至说到肉体之痛，高先生忽然眼睛泛红，“每当痛到受不了，我便回忆跟元馨的约会过程：去哪里看的第一场电影，第一次在哪间餐厅吃饭，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接吻……想到这些，身体便舒服得多。
高太太坐在病床旁边，听着，笑着，偶尔说一句，“感谢主。”
今年5月1日，是高先生和太太首度约会的“43周年纪念”，高太太记得，高先生也没有忘记。因此，那天高太太特地买了个蛋糕到医院606号病房庆祝。尽管高先生已经处于半昏半醒之间，没法进食了，但醒来之际见到蛋糕，他仍然精神一振，轻声说了一句，“好漂亮。”
43年前的5月1日，高先生约柯元馨同游新店碧潭，事前说好了还有其他朋友，但高先生暗中嘱咐朋友们提早一天出发，好有机会跟柯元馨独处。柯元馨问他，“咦，其他人呢?”高先生回答，“他们昨天已经来过了，今天就只有你和我。”为应付这场约会，高先生典当了一条衭子，换来15元钱。他把钱都花在跟柯元馨吃饭、吃西瓜、买雨伞上面了，而后来，有了一个家庭。今年2月中旬，高先生受洗，成为教徒。站在病床边，高太太谈起此事，一直眯起眼睛，笑。
我是5月2日早上从香港飞往台北探望高先生的。他仍然处于半昏半醒状态，昏睡时眼睛半闭，对外界似乎已无知觉，但偶尔醒来，半张着眼睛，嘴唇抖动，仿佛想说些什么。教会弟兄姐妹来看他，高先生说了一句“对不起”，他的二儿子高英轩解释，父亲定是歉疚于没能以最得体的仪容招呼访客；高先生还勉力抬起左手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头皮——他忘记了发已掉光，那只是习惯性的梳发动作，他向来要求自己以最佳的姿势面对别人。
张大春也来了，他踏进病房时高先生睡了，不久突然转醒，肯定是看见了我们，眼神忽然变得激动，同时把双手伸向前。我和大春赶紧握住他的手掌，他亦用力握了一下，是的，确是用力，那已是他能使出的最大和最后的力气了。
下午4点多我向昏睡中的高先生道别，没料到他竟有反应，睁大眼睛，轻动嘴唇，说了一声，“你来了?”我和高先生对看了5分钟，他显然很想说话，嘴唇一直在动，但发不出声音，良久才说出一声“谢谢”。
我用力握着他的手，回道，“高公，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啊。”
5月5日，我早已回到香港，晚上11点43分，手机响起，我没接到。稍后查听录音留言，是高太太的声音：“信疆已经在9点24分安息了。”
高先生的“元馨”替他向人间宣布战事终结，大将军从此离开战场，不必再打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