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李子云走了,批评还在

“我就仰视过一个人:毛主席。那次受到接见,失魂落魄,笔记本也丢了,自来水笔也丢了;跟毛主席握了手,回到招待所翻来覆去觉也睡不着,同去的一位大姐就说我:‘到底是个小孩子啊。’”

6月10日一早,老搭档、摄影记者雍和打来电话:“上次拍李子云,是哪一年?”他接着道:“她今天早上走了。”

我一惊,彻底醒了。几个月前还在凯文咖啡馆看到过她,那是衡山路上她喜欢去的地方。

网上,王蒙、赵长天、陈村、王安忆、陈思和都在悲伤回忆,1980年代起多少受知遇之恩的作家张洁、宗璞、张抗抗、苏童、马原、张承志、吴亮等人,或者也会用各自的方式缅怀这位体制内独特的长者。我只是跟她有过数面之交的小辈,该怎样叙事?

初识李老师大约是在2003年上海文学界的一次聚会上。有人指着一位身量不高、皮肤白•‘、额头饱满的长者告诉我,这是文学评论家、夏衍曾经的秘书、《上海文学》原副主编、许多中青年作家的伯乐。那天她似乎是中心,讲话快且直接,一口京腔字正腔圆,带几分姑娘才有的清脆;在座多半已是名人的晚辈们,神色谦恭。临走,她在木板楼梯上注意到我的拖鞋,立刻说:“女子的拖鞋,应该比脚小一点,不要露后跟才好。”这句话,我记住了。后来慢慢知道,李老师会穿衣服,朋友们说她“无论什么时候都打扮得山青水绿”。

李子云祖籍厦门,1930年生于北京,参加革命时还是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书也不要读了,尽想着解放全人类”。1949年起,先后在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1950年起担任夏衍秘书,并开始试写评论文章。夏衍看了说写得不错,她于是一鼓作气,走上文艺评论的路。

然而那时候的文艺总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运动。在《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中,她将自己的某一段总结为“不断批判别人,自己也不断遭批判”。但此后她想通了,绝不再说违心话。

2006年,因为要写王元化先生,我冒昧打电话到她家,约她出来喝咖啡。她说,那就去凯文好了。结果,我也爱上了那家咖啡地道、小面包也很好吃的咖啡馆,常约人在那里聊天或访谈。

2008年12月某天,第一个点名三鹿奶粉的记者简光洲坐在对面讲故事,我一眼瞟见窗外有辆黑色轿车停下来,几位老先生老太太互相搀扶着出来,其中就有李老师。我心里一笑:每个上海女人都有一个钟意的户外客厅,而且熟门熟路。

在许多写王元化先生的文章中,李子云的《我所认识的王元化》比较独特,除了用一个“飙”字概括先生的楚人性格,还有一段由王元化先生被查抄办公室时以臂掩面直挺挺地躺在帆布床上(当年处长以上干部都在办公室配一帆布床,供午休之用)的情景生发的感慨:“尽管后来在‘文革’中我自己也反复被抄家,但那第一次亲眼看抄家所受到的精神震撼至今仍难忘。由此不仅看到党内斗争的残酷,同时,还看到人作为个体脆弱的一面。王元化,还有一些所谓‘胡风分子’,都是当时已很少见的‘飞扬跋扈’、桀骜不驯的文人,但在强大的政治运动面前不堪一击,只要政治机器压过来,毫无挣扎余地只能束手待毙,甚至化为齑粉。后者给我的震动尤大。”

现在,看着报上那张雍和拍的照片,那个春日下午隔着玻璃窗看得见街景的凯文咖啡馆、她身上那件绛紫色的熨得一丝不苟的小外套,一点点从记忆中漫出来。翻出那次访谈的录音,找到这样几段话:

“很难再出王元化这样的文化大家了,因为很难再有不顾花花世界,潜心做学问,把自己奉献给学术的人,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一个人花费毕生的精力。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富起来了,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个人的价值跟财富直接挂钩,风气就是这样,暴发户的攀比心理,全体疯狂。

“现在也少有人关心正义或不正义,有利就行,缺少反思能力,缺少道德标准。现在尊重什么人?财主(指有钱人)。我上回听说一个财主一家人开9辆宝马。发财了,就喜欢显。”

伴随着王元化先生的起起落落,一些人来来去去。李子云说:

“王元化当了(上海市)宣传部长以后,开了很多沙龙,邀我参加,我说你做了部长我就不来了。我发现他身边的人好些是马屁分子、年轻投机分子,关键时刻就推卸责任。我跟他说,那些人都是对你有所图。”

有一次,在电话里跟李老师聊到当代女作家。她一点不掩饰对安妮宝贝某些作品的喜爱,她说,那里面有种沧桑大气的东西。但对用身体写作的一帮子人,她也毫不掩饰地嗤之以鼻。

2008年,导演谢晋去世,我掂量了一下,再次拨通李老师家的电话。上海滩有资格有胆量品评谢导作品几句的,她是一位。电话里,她告诉我身体不好,要去看病,让我等几天。几天后,她讲了当年审片的感觉:“有时电影拍了三分之一就要审片,但电影拍的时候常常是一个布景拍完再拍下一个景别,所以看的时候是不连贯的,跳来跳去。夏衍审片常常一次审五六个,我跟着看,那时候我才20岁出头,看得想吐。所以我说后来离开宣传部的一个原因,就是看片子看伤了。”

她的有些话,或者因为版面的缘故最后没能刊登出来,其中一段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不要过分仰视大人物。我就仰视过一个人:毛主席。那次受到接见,失魂落魄,笔记本也丢了,自来水笔也丢了;跟毛主席握了手,回到招待所翻来覆去觉也睡不着,同去的一位大姐就说我:‘到底是个小孩子啊。’”

其实,她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文艺、对世事的评议。只是,这个时代的人急着赶路,不大有耐心听老人讲话。她日渐独立的批评,最后只是在小圈子里流传。

网络编辑: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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