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不太熟悉的父亲季羡林

我们父子交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母亲,到不是因为他对家里抠门,是因为他对我母亲不满。父亲有时候能忍,有时候对婚姻的不满会怪罪到我们身上。他总觉得儿女在家里干的家务事不是给他干的,而是孝敬母亲的。

责任编辑:袁蕾 实习生 朱晓佳 朱怡

□自述:季承

等于是没有父亲

我是2008年11月7日到301医院见到父亲的。

看着他坐在椅子上,面容清瘦,我不由自主地就跪下了。我们已经有13年没见了,我太激动了,13年里,我一直想见他,我找过许多能够见到他的人帮忙,可就是进不去医院。

这次我们相见跟以前大不一样,过去我们是避谈感情、家庭这些敏感问题的,互相客客气气的,这次进去以后,什么事都可以谈。13年了,我父亲写了一系列文章,你看他谈家庭的和谐,谈家庭的温馨,谈小不忍则乱大谋,一系列的文章,实际上都是总结他的经验教训。

回想这辈子,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

1935年,我刚出生3个月,他就去了德国。等他回国到北大教书再次见面,已经是1946年,我12岁了。我当时特别高兴,经常一个人躲在无人的角落喊“爸爸、爸爸”,又怕别人听见,又担心自己叫得不够亲切。

我和姐姐成长时,大部分都是母亲陪我们。小时候跟伙伴们一起玩,脑子里没有父亲的概念,很多小孩问我,你爹是谁?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不出来。等于是没有爹的孩子。他们总说我是野孩子。

在济南的时候全靠我家四合院的租金过活,有吃有穿,但生活简单。从小我就觉得母亲很苦,丈夫不在家,里外全靠她一个人,做饭、洗衣,照顾上面的叔叔、婶婶,还要管我和姐姐。

父亲从国外回来会送我们礼物,摸摸我们的头,也拍拍我们肩膀,但不像别的父亲那样,抱起来骑在肩膀上,从来都没有。我小时候很渴望他抱我一起玩,但他没那么做,我们也没失望,因为不知道父亲应该跟孩子怎么亲密法。

我来北京是17岁。1952年,我考上了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那时候父亲已经在北大教了6年书了。两年后,我姐姐从天津大学毕业,分到北京核工业部第二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我毕业以后分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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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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