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更文明了吗？

“道德进步”：一本书与一种历史观

科技的发展，经济的进步，能否带来人性与文明在道德意义、精神意义上的提升？ 

几年以来，我心里时常萦绕着两个问题：我想知道自由主义如何看待历史，也想了解人类的动物伦理意识之演变该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叙述。这两个问题都涉及了对历史的理解方式，并且我相信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都不免涉及“道德进步”这个概念。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代的思想、学术都对“道德进步”讳莫如深、避之惟恐不及。如今，斯蒂芬·平克的新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何以暴力在降低》一书出版，终于将这个久违的关键词带回我们的眼前，逼今天的思想者不得不再次正视这个概念。在此，我想追述读到此书之前、之后的一些思路与心得。

平克在新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指出，关于人类的历史，最重要的一件事，大概就是暴力在近五千年的历程中一路降低、减少

2011年3月，北京清华大学国学院召开一个以伊赛亚·伯林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幸与会。会上所邀请的西方学者，多是比较知名的思想史研究者或者伯林的门生兼朋友，专长集中但各有所见，所以会上的讨论对我有不少启发。我自己所提的论文，探讨伯林对于历史的看法，主要以他1953年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为参照。其实，选伯林这篇文章为主题，只是要找一个入口，我心里真正想追究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如何看历史？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什么面貌？

我的论文浅尝辄止，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正面的答案。不过，在场的纽约大学教授斯蒂芬·卢克斯发表他的看法：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就是“道德进步”，令我有乍闻空谷足音的惊喜。

我读过当代道德哲学家彼得·辛格的《扩张中的圈子》（1981）一书；所谓“扩张中的圈子”，表达的就是道德进步这个概念。我也涉猎过一些近代西方思想史，略知道德进步在其中所占的枢纽地位。对“道德进步”这个概念的逻辑与历史，我并不完全陌生。

不过，要用这个概念来铺陈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我始终觉得棘手、忐忑。在今天，愿意正面肯定甚至于追求道德进步的人，相对而言是少数。即使20世纪的自由主义，虽然仍旧以维系文明、推进理性为念，但在对抗极权主义之时，也并不以“道德进步”为主要的诉求。伯林、波普尔、阿隆等所谓“冷战自由主义者”，为了对抗当时盛行的历史理论，投注了很大的心力，探究历史的性质与历史知识的逻辑。他们认为，任何目的论历史观，都违反了历史知识的不确定逻辑，也化个人为历史洋流中的浮游群落，剥夺了个人面对历史时的自主与责任。在他们眼中，无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进步史观，由于其内建的目的论，皆不例外。

可是回到20世纪以前，情况并非如此。在近代西方，“进步”是一个引领风骚的观念，也是一个旗帜鲜明的理想，与保守主义及浪漫主义分庭抗礼游刃有余。毕竟，18世纪以降，科技快速发展，革命与改革带来了制度创新，人口的流动频繁，世界的范围急速扩大，生活的品质提升、内容日益丰富，思想上更有大胆的突破，西方社会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自诩大幅度的改善与增长。在这种围绕着“进步”的乐观情绪之下，人类文明本身，人性、人心的品质，看来也能逐渐提升。大家期望，随着知识、生产力以及理性地重建社会的机会之增长，文明、社会与人性的整体质地，也会呈现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进步。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苏格兰，均受到这套“进步”的思想之激励，发展出了一套“进步史观”。粗略加以分析，进步史观包括了几个主要想法：

第一，历史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拿前一个阶段与后一个阶段作比较，可以发现其间在生活品质与文明程度上的进步；

第二，各个阶段之间的发展动力，在于“求生方式”的不同，即生产方式的变化；

第三，这些阶段的历程，对所有的文明都适用，因此各个文明之间可以做对比，从其间的差异看出各个文明的进步程度之先进或者落后；

第四，阶段的递升指向一种历史目的论，即历史朝向某种终极的“文明”状态前进，是为历史的圆满完成（或者说终结）。

亚当·斯密的四阶段说，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生产方式说，乃是这类理论之中最完备而且影响力最大的两个例子。其他如维柯、孟德斯鸠、休谟、弗格森也都曾在这个思路上发挥。

今天的读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自然主义中浸润已久，很容易看出这类史观中的刺目之处。历史诚然有变化，但是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