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何必高学历

官员假学历之风将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属实，又很可能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

治理的关键不在大学严格管理学历发放，而在官场改换入门与晋升的规则。

官与科举的演变

“官”的称呼产生于中国封建时代。孔颖达为《礼记》疏：“官者管也。”其时的官颇具家臣性质。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制衰微，君主制兴起。后者为“官”注入了有别于封建的新的内涵：俸禄不封地，任命不世袭。此时贵族与庶民间的严格界限被冲决，新的士阶层形成，其属性不再是出身，而是本领，所谓“学习道艺者”。这之中最大的革命性是为官不必贵族出身。秦始皇以郡县代替分封，以官僚任免代替世卿世禄，将帝制定于一尊。

战国之际，官员、门客多由或显或隐的推荐而谋面和上岗的。汉代的察举制不过是将推荐制度化。新制度一旦建立，新的博弈就开始了：帝王以察举取代封建世袭；官僚们以其道还治其身，凭借相互举荐将官职圈入各自家族中。在这一博弈中，帝王及其集权制几乎败北。

隋文帝平定天下后，将州县长官辟署属僚的权力收归中央。这就要求中央吏部手中掌握大批人才。于是科举出场了。李世民完善科举制的要点是“投牒自荐”。就打击“举主—门阀”而言，这是釜底抽薪。科举是帝制的基石。从此封建复辟之路断绝，官员与科举代代联姻。

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中，并存着两种合法性。其一是皇权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其二是官员的合法性，来自科举功名。相比之下，科举功名合法性的程度显然高出一筹。从时间维度看，任凭王朝更迭，科举制贯穿1300年。

但几乎自科举实行之日起，便有了效度的争论，即科举成绩与做官能力是否吻合。而科举制一旦建立，应试学就产生了，它导致考生追求的是科举功名，而非真才实学，就是说在博弈中考试的效度每况愈下。

帝王们不可能罔顾官员的能力，为保证效率，清代衙门完成了三种角色的组合：官、吏、师爷。清代曾同时有2万名文官、百万胥吏、2万师爷。三者身后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准入机制。官员的正途是通过科举。官位是众矢之的。要让众人服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