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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到家门口:基层立法联系点里的那些细节
在三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阳军看来,一些政府部门日常工作较多,而且担心“万一说不好,触碰红线”,会出现“没有意见”的情况,而老百姓与政府部门不同,“有什么就说什么”。 在讨论如何对临洮县人大常委会这些与省级地方立法机关保持密切联系的基层单位命名时,有工作人员建议借鉴甘肃省和一些地方在20世纪90年代设立扶贫工作联系点的做法,使用“立法联系点”这个名称。 在江海区人大常委会征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的意见时,讨论就很热烈。参会的农民和村干部,在“会场上都要吵起来了”。这部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涉及股东成员的资格认定。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不在农村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是否能享受集体经济分红。 经过近 10 年发展,众多基层立法联系点目前面临一个共性的问题,“如何让基层群众对国家立法工作一直保持新鲜感,有很高的参与热情?” (本文首发于2024年3月7日《南方周末》) -
内蒙古审计:挪用义务教育经费2.65亿元,18名公职人员入股银行
42个旗县9.91亿元义务教育经费滞留,致使改善办学条件等项目无法实施或不能按期完成。21个旗县挪用义务教育经费2.65亿元,用于弥补其他项目资金缺口。 9家金融机构虚增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10.33亿元。 某县卫健委、公安局等政府部门领导干部6人,以及12名公职人员违规入股2家农村商业银行,共计320.36万元。 -
退休8年落马,曾与仇和搭档:张新实的宿迁往事
上级纪委监委部门下沉至当地一大型企业调查数月,留置曾在该企业担任主要领导的人员,张新实的妻子周某及其本人相继被牵出。 他的遗憾之一是没读过大学,因而在工作中,尤其是需要记忆的内容,他都特别上心,以免被人议论能力不足。 “张新实的观点是,政府做了一件事,可以被解释出很多含义,既然避免不了被人解读,为什么不自己来解读?” 前述宿迁市老干部称,有一年春节张新实给他发短信拜年,他问张新实近况如何,张新实回复称“平安无事,心满意足”。 -
富士康员工的徒步返乡路:河南多地接应,厂区未有重症感染
家人告诉走到半路上的唐飞,县里准备派车把他们接回家,让他们等通知,如果不乘车,他们就要连续走上71个小时。 沁阳市一名镇政府工作人员说,10月28日,所在镇接到摸排任务,要求每个村的村干部向各家询问是否有富士康工人,以及他们的返乡意愿。 郑州富士康所属的鸿海科技集团声明,针对部分有返乡意愿的员工,园区已联合政府统一组织人员和车辆,做好员工点对点有序返乡服务。 -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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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统计督察,多名厅局级干部因造假被处理
国家统计局近期点名曝光了近三年执法检查中发现的8起违法案例,涉及6省15县。其中5起案件受处理的责任人涉及厅局级干部,7起涉及县处级干部。 国家统计局:“有的县领导要求被查单位自行承担责任,不得指认县委县政府。” 督察组指出,“个别地方依然印发违反统计法精神的文件”。国家统计局执法监督局相关人士解释,这类文件主要是违反了独立统计的原则,比如在考核文件中,把统计部门作为完成某些经济指标和位次的责任单位。 -
首部湿地法将实施,告别向湿地“要土地、要发展”
2021年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即将于2022年6月1日生效。这部在湿地保护领域“破天荒”的法律,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弥补湿地“欠账”的期待。 首先要解决的是长期处于模糊状态的湿地定义。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的5360.26万公顷比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2346.93万公顷数字多了一倍多,正是因为湿地定义不同。 推动地方政府认定湿地,首先要压实地方主体责任。湿地法规定,要将湿地保护纳入地方政府综合绩效评价内容。保护不力、群众反映强烈的地区,主要负责人还将面临省级林草部门的约谈。湿地的保护、修复和管理情况,也纳入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本文首发于2022年2月17日《南方周末》) -
共同富裕,如何用指数模型来考量?
三个维度下面,还有14项二级指标,81项三级指标。采集数据时,一位省里的干部曾向研究团队透露,“当很多指标成为当地政府业绩考核的一部分后,真实性有待考量。” -
小县造城遇“部级骗子” :“千县办”副主任注册“国发”公司, 诈骗三千万
“千县办”主任由一位已退休的部级干部兼任。某国家领导人和数位部委老领导都对“千县工程”做过批示,在“千县办”公开举办的几次活动上,也有一些退休的部级干部受邀参加。 朝阳县政府还请高广利担任新县城搬迁指挥部总指挥,当地政府一些公职人员也得听高广利的“使唤”。 见庄耀山有意参与投资建设朝阳新县城,高广利虚构了一块面积500亩的土地出让项目,说可以给庄耀山开发,但要先交1000万元保证金和2000万元购地前期款。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27日《南方周末》) -
红色地标丨延安时期的“窑洞大学”
大批文化名人、青年人奔赴延安。那时,共产党对抗战干部的需要也尤为迫切,迅速培养这些青年, 成了培养干部最有效的途径。已有的抗日军政大学已不能满足需要,急需新办一批学校。 张闻天这样的高级干部曾留学西方,对国外高校学科化教育更为青睐。大刀阔斧地搞专业教育,备受关注,却也招来批评,批评者认为学校应该按照社会实际需要来办学。 国共两党又出现大规模摩擦,国民政府停发了给共产党军队的军饷,并开始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困难,来延青年人数骤减,前线又需要干部,1939年,中共中央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延安的学校向外分流发展。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22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