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汇

一个诗歌节，成为掀起大理城中文化江湖热闹气象的“始作俑者”。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诗人们轮番出场，时间则被奢侈地“浪费”在诗歌的分享中。

春日午后的大理城，似乎才刚刚醒过来——不管是酒吧还是咖啡厅，露天座位上都坐满了一堆又一堆闲适的人们，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都在这懒洋洋的阳光下，齐齐享受着大理独有的缓慢节奏。呷上一口浓茶，说上三五闲话，看着街上的七八路人，多少时间被奢侈的人一再辜负，在这里竟也显得顺理成章。

诗人野夫头戴巴拿马帽，坐在读诗吧的露天长凳上奋笔疾书。他正忙着给自己面前那一摞书作签名：《爱情》、《1980年代》、《身边的江湖》……而他年轻的夫人燕子坐在旁边陪着，帮忙翻好了诗集一本接一本的递给野夫。

读诗吧坐落在大理古城人民路中段。不足五米的街道，两旁各式各样的小铺子和颠来倒去略显随意的门牌号，让这条小巷子和其他城市宏伟范儿的人民路区别开来。只出售诗集，以及大量出售诗人签名版的书籍，让读诗吧和其他书店也区别了开来。

野夫的身影吸引了不少路过的目光。一个拎着新华书店书袋子的年轻人，慢悠悠的从读诗吧门口走过，又慢悠悠的倒回来，然后又慢悠悠的打量了野夫半天，终于走上前来搭话：“您是野夫老师吗？”

野夫的三本诗集，他一样买了一本，然后郑重其事的请野夫在扉页上签下：给熊晋仁。最后向五四学生似的将诗集们夹在胳膊肘里，慢慢地踢踏着步子离开。

两个90后姑娘路过，一个梳着在大理城中不算突兀的雷鬼脏辫，一个扎着马尾辫，发尾是有些掉色的焦黄。两个小姑娘估计是第一次见到现场签名的作者，便好奇的坐在了野夫对面的凳子上。

“我叫小雪，你是作者吗？你叫啥？”马尾辫的小姑娘问。

“对，我叫土家野夫。幸会。”野夫从签名本上抬起头，用他那带些沙哑的大嗓门回答。

“你是日本人哦？四个字的名字。”本来就好奇的小姑娘显得更加兴奋。

这好玩的对话最后以野夫操着流利的四川话和来自成都的小雪姑娘摆龙门阵收尾。末了，姑娘也带走了三本诗集。

继续签书的野夫眼看就要搞定面前的旧作，读诗吧的老板娘俞儿又抱着一摞待签的诗集走了出来，语气熟稔地催促：“野哥，快点，这里还有呢！”

左近的桌子旁边，是皮肤黝黑的潘洗尘：读诗吧老板，诗人，天问文化传播公司的董事长。他旁边还坐着莽汉诗派的李亚伟，还有自称“半个诗人”的导演李杨。三人喝着熟普洱，招呼野夫快点签完共饮。

离他们坐的读诗吧不远，是白族老诗人北海的“地盘”。再过半个小时，他就会准时出摊，售卖自己的诗集。在台湾武昌街明星咖啡屋摆摊卖诗集的周梦蝶刚刚故去，海峡这边，同样不年轻的北海老人依旧保持着他这个和周梦蝶相似的爱好，顺道用以营生。

画家叶永青说，在大理，男人负责管大事，女人负责管小事。大理无大事，所以大理的男人们只好“无所事事”。

诗人、艺术家，以及那些爱好诗歌的读者、老总，扎堆在大理这座懒洋洋的城里，“无所事事”极了，就开始呼朋引伴，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沿袭古代文人传统，“聚众狂欢”。在女人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权”默许下，他们一起面朝洱海，办起了诗会。

他们把这诗会叫做“天问诗歌节”。

用诗歌解渴

天问诗歌节做到第八届，开始往更宽阔的领域发展：诗歌、音乐、绘画、摄影、电视，不同的媒介相辅相成，“发出诗歌真正的声音”。佐以大理城慢条斯理的生活，还有仿若在风间云端的美景，诗人、作家、评论家、艺术家、诗歌爱好者、赞助人和志愿者聚集于此，为潘洗尘和树才打造的诗歌梦境添砖加瓦。

“天问诗歌节”的幕后操手正是潘洗尘。这个东北人黑脸黑面不爱笑，酷爱穿白衣。“他十件衣服里有九件都是白色的。”潘太太俞儿抱怨道。

“我穿衣和做人都一样，喜欢干干净净的。”说这话的时候，潘洗尘又是一身白的打扮——白衣白裤白皮鞋，连打底的短袖T恤，都是一尘不染的雪白。

他走在自家名叫山水间的小区里，这个一半住宅赏苍山，一半住宅叹洱海的小区，先后吸引来了十多位诗人在此置业。大伙儿也便从守望相助的文友，变成了鸡犬相闻的邻居。

潘洗尘的别墅，出门左转是XX，右转是XX，自家客房里还住着诗人莫非——山水间的莫宅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着。

被潘洗尘“拐”来此处定居的树才，最爱跟新朋友提起他当时的“置业历险记”。

“我当时看了房子，把我身上所有钱都拿出来交了定金。一共五万块。”树才说。

“然后呢？”旁边的人果然被这故事勾引了，好奇地询问。

“然后我就跟售楼小姐说我没钱了。把售楼小姐都吓懵了。”树才继续讲故事，语调无澜。

“那你现在怎么能住在这儿？”听众逐渐入戏，丝毫没有被“上套”的警觉。

“然后我老婆就把剩下的钱都付了，哈哈哈哈。”这个老段子又一次愚人成功，树才露出得逞后的大笑。

树才平日里更多呈现的形象是温文尔雅的才子款，他留着跟木心有些类似的发型，穿着剪裁合身、质料上乘的商务休闲西装，脖子上松松的挂着一条花呢围巾。

北外毕业的树才说的一口流利的法语。除了自己写诗，他还翻译很多法语诗集，《勒韦尔迪诗选》、《夏尔诗选》、《博纳富瓦诗选》，这些译作最后给他赢来了2008年法国政府颁发的那块“教育骑士勋章”。

北外四年，树才写了上千首诗，“但是大多都废掉了，流利的那几首后来编到我的诗选里去了。”没有编进树才诗集《单独者》里的有一首《梦呓》，是1985年写成的。当时树才还在法语系读大二。树才说，这首最后找了很久都找不到的诗，最终还是遗憾的没有出现在他的诗选里。

这首“节奏好，朋友也喜欢”的悲诗，是他认定自己在诗歌上开窍的一首诗。“我写到最后还是挺悲，意思就是人的世界不管多么丰富曲折，最后还是归于寂静、归于虚无的命运。年轻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的人生记了一些胡言乱语。”

树才说普通话时，会带上一些软糯糯的江浙口音。他生长在奉化一个叫下陈村的大村子里，大村子又分成三个小村庄，陈一村，陈二村，陈三村。生了四个孩子的树才妈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习惯了不把小病当病，无数次拖延之后，不治于黄疸肝炎，四个孩子只能依靠做小学校长的父亲。

树才童年听得最多的声音，是村里人小声望着他的背影，低声议论着：这孩子真可怜，七岁就没了娘。每每听及类似的话语飘进耳朵，树才都会无意识的恍神。

怜悯是好坏莫测的催化剂，会毁了一个人，也能捧出一个人。这种重复的怜悯刺激着树才，让他血液里生出更多的敏感。敏感在血管里横冲直撞，只有在碰到纸笔的时候才能尽情宣泄。“这种对外物的敏感，对自身的敏感，慢慢促成表达的愿望，愿望变成渴望。”

最后，是诗歌解了他的渴。

中学少年在课本里和几千年前的王维李商隐一同咀嚼着诗中的句子。“我还记得中学的时候就模仿，写过一些古体诗。当时我看到我们那有台风，下雷阵雨，雨后我就写了一首诗，现在都还记得，‘数云侧重山，见于天宇中，风雨一场空，灾后又人间。’”这首《无题》之后，考到北外的树才“遭遇”了朦胧诗，有了《梦呓》，多年后，又成了《单独集》。树才现在翻译的规模要比写作的规模略大一些，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法语翻译问题研究，不过每年的天问诗歌节他依然不会错过。

今年的天问诗歌节已是第八届了，树才和潘洗尘这一对老友，想要把这一届的诗歌节拓展成艺术节：诗歌、音乐、绘画、摄影、电视，不同的媒介相辅相成，“发出诗歌真正的声音”。

相较之前每届三十多人的规模，这次诗歌节的工作量一下多了不少——海峡两岸来了五十多位诗人和评论家。这个数字里还不包括十位特邀艺术家，以及没有计算在内的诗朗诵背景音乐表演者、诗歌爱好者、赞助人和志愿者。

每天都有朗诵会，每天都有五十来号人的三餐、交通要解决，“我还给他们安排一些游玩的项目，让它们看看大理的风光。”潘洗尘说。

诗歌节办了七年八届，潘洗尘跟着往里扔钱也扔了八年。每年都得花出去几十万上下。“资金我是从来没有想过，从一开始就是想靠一己之力，能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就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潘洗尘说，“但是这些费用跟做刊物比起来还是九牛一毛。”

从年轻的诗人时代开始，潘洗尘就有自编刊物的喜好，从哈尔滨师范大学时代的XXXX，到现在精简后的私奔诗刊《读诗》、《忆诗》、《评诗》和《EMC周刊》。前三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代为发行，最后一本是没有刊号的独立民间出版物，每期几千本，“全部采取送的方法，成本反而最高。”

潘洗尘现在投资在诗歌方面连年负增长的花费，都来自他“退休前”的积累和“退休金”。立志“45岁要退休”的潘洗尘，从六年前开始，就将旗下的五家天文文化传播公司交给属下打理，自己则安心住在大理，专心编诗刊，办诗会。“我这六年里去公司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超过48小时。”

没有特权的诗人

穷困潦倒不再是诗人的代名词。潘洗尘、丁当、李亚伟……越来越多的诗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挣钱营生，接受着金钱和物质给生活带来的安逸，到了吃穿不愁的年纪，再回归诗歌，还给创作一片纯净的天空。在他们看来，不以诗歌作为营生手段，或许能让诗歌的本质更加简单、更加纯净。

诗人的门派众多，掰着手指头数，两三天不带重样。如果简单粗暴的用二分法来区隔这些诗人，其中一种区分方法是这样的：富诗人和穷诗人。穷诗人一边穷困潦倒一边写诗，富诗人解决温饱、力争小康、再图富贵，先找个主业来喂养时间，养出可供副业花天酒地依旧吃穿不愁的时间后，专心坐下来动笔写诗。以此为界，有人就此主副业交替，写诗变成主业，生意变成副业，比如提前放自己退休的潘洗尘；有人依旧把诗歌作为副业，看做心灵奖励丰厚的支线任务，比如平安人寿的老总丁当。

在大理的诗人，就可以套进这个二分法来划划线。

先说说在穷困潦倒里生出诗作的诗人。他们看上去就很诗人，长袍大褂，一副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小圆框镜架在鼻梁上，“几”字形的眼镜托已经蒙上一些绿色的铜锈。光秃秃的脑袋上刻着深深地皱纹，知天命之年的皱纹，比年岁还要多，整个人都像个刚开始缩水的葡萄干一样，在大褂里咣当。

在慢节奏的大理，生活还不像北上广那些一线城市一样咬紧牙关。酒吧多，游客多，能蹭一口饭吃的地方就多，再不济，一个粑粑就能填饱肚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是非常看不上那些衣不蔽体、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写诗的。其实我很想劝他们，你先把自己照顾好，把衣食住行弄好，然后再去写诗。诗歌本来就是狭义上的温饱以后的事情。”潘洗尘说。

“诗歌变坏跟这群人有关系”，潘洗尘说，“诗歌、诗人有时候确实跟贫穷、寒酸连在一起。但是诗歌的本质不是这样子的。你想想古代的那些诗人，像李白、王维，哪一个是在最底层的？你站在高处可以望低些，但是站在低处你肯定想着高。杜甫可以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你要真的一直住在寒窑里，我想你的诗歌也不会有高度。”

树才说，面对诗歌，诗人没有特权，无法被赦免在乏味平庸的日常生活之外。“如果认为光靠写诗就能赚钱养活自己，那不是天真，就是作协的诗人。”

从数量上来看，诗人的形象和那种一穷二白、埋头创作的大众刻板印象不符的地方还是占了多数。而广为流传的“财富与创作力成反比”的观念在诗人圈里实际验证下来，站住脚的几率也不大。大部分诗人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用来养诗的根本。

诗人下海优先选择的三项主业，分别是餐饮、出版以及投资。李亚伟先是涉及了餐饮，后又涉足出版，现在他所从事的，是投资餐饮业的营生。

李亚伟的第一次“试水”，是和二毛在重庆师范大学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三张桌子的麻雀火锅店。爱吃火锅的李亚伟和同样爱吃火锅的朋友们，最后终于“不负众望”的把这家小火锅店给吃垮了。再后来，走出重庆的诗人李亚伟来到北京，这片陌生土地上等着他的不仅是大把的机会，还有很多对诗歌同样热忱的朋友。李亚伟、野夫、万夏……一帮“老流氓”们在北京二度成立了“男人帮”，大家开始一起商量着做出版。

做出版是个书面讲法，说得更直白一些，这些诗人们做的就是书商。诗人做书商这事儿比诗人做餐饮这事儿好理解——看书的人开始做书，总比吃饭的人开始做饭要容易上手的多。

再后来，李亚伟成了连锁川菜馆香积厨的老板。第一家店开在成都人口最为稠密的宽窄巷子，离女诗人翟永明的白夜酒吧不远，“翟永明老和我说，我们俩把成都人都解决了，我解决物质食粮，她解决精神食粮。”

就像潘洗尘卯足了劲开始经营天问公司时的时候不得不“被封笔”一段时间，李亚伟自1993年开始做书商起，过去形影不离的诗歌就慢慢淡出了生活。一帮做书商的诗人，从工作到娱乐统统在一起，“那会打牌流行跑得快，还没有斗地主呢，”李亚伟说：“我们天天都在一起，什么都谈，就是不谈诗歌，也没有一个诗人能够写诗的。”

“但是”，李亚伟一个转折拉回了这个原本听起来很沮丧的故事，“我写了四首打油诗，一首写书商怎么赚钱发家，一首写做书法怎么发家。另外两首记不起来了。”没有网络的时代，诗友们交流的最先进手段是传真。

“我还记得，那天亚伟很腼腆的拿了几张纸给我们看。当时我们好久没碰诗了，所有人看了都喜欢，都说好。”在大理念长歌舍的诗歌朗诵会上，野夫为李亚伟的朗诵做开场，“最后，他给我看的这几张纸，就成了《河西走廊抒情》。”

李亚伟在台上，一边喝着黑啤酒，一边用川普念出自己当年的“痕迹”——“就把幸福让给那些性生活比我好的人吧。”

这组气势磅礴的《河西走廊抒情》，从野夫见证过的那几张纸开始，断断续续的写了改、改了写。最早的四首，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沉淀，拿出来修改后，顺势又填了两首。一晃又几年，李亚伟下定决心把这六首诗拿出来再改一改。“改出来已经是五年以后。生意里面，我算不上成功生意人。但我决定放下工作，拿出整块的时间去处理我整个写作生涯中应该得到重视的这个东西。有两次差点写不下去。不过一旦把那个停顿的东西衔接上，最后我就写出来了。”

故事的最后，李亚伟的《河西走廊抒情》为他带回了2013年鲁迅文学奖。

这个在成都和重庆开饭店的四川老板，最近老喜欢在云南这块转悠。住在西双版纳的南糯山山脚，没事儿就上山去看看马原，“他的房子还没盖好，就拿手在空地上给我们比划了一下，告诉我们将来的客房会在哪里。”

西双版纳住一住，他再飞下来到大理，看看潘洗尘、野夫这些当年在全国诗社大串联上认识的老朋友。每次来大理，李亚伟都喜欢住在一家叫MCA的酒店。三个字母的全称翻译过来，叫湄公河流域联合艺术馆。李亚伟在MCA的日子，总是会选择入住在泳池旁边顶头的那间房，然后躺在门口的沙滩椅上，看着眼前飘落一水花瓣的游泳池，一边喝着普洱，一边吞云吐雾。

诗人和他们的朋友

诗人的朋友，不都是诗人。他们当中有艺术家，也有商人。不同的职业带来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又带来不同的思维认知。但是，出于对诗歌的热爱，这群“圈外人”找到了共鸣。在大理这么一个随心所欲的地方，生活回归到本真，却依然与诗意息息相关。

MCA的老板尼玛扎多写诗，但他不是诗人，他是诗人的好朋友。他的MCA除了住宿的房间部分，还有一个MCA画廊，里面收着岳敏君、方力钧未成名时的作品，他以朋友的身份，用买画的形式，变相接济这些当时还有些穷困的青年画家。

尼玛指了指画廊里一幅只上了两层色的油画，略有些得意。那是在大理定居的台湾诗人宋琳的第一幅美术作品。“绘画和诗歌从来都是相同的，我就劝宋琳，他应该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写他的诗。除了他，树才也在这里画了第一幅画。”尼玛说着，从工作台上翻出一张黄色的宣纸。

宣纸正中画了一只眼睛，现代诗不是一行一行，而是一圈一圈的的排列在眼睛周围。“你看，每个诗人用画写诗，选的方式都不一样，宋琳用油画，树才用纸墨。”

现在的MCA画室，依旧开放给来这里的艺术家和诗人们使用。自学了几年画画的尼玛，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找人和他一起画画。

当年的MCA画室里，人头攒动。一到夏天，泳池里都是“诗人”——刚开始练习写诗的年轻人、前来大理朝拜诗歌的男男女女，每天交上十块钱，就能享受MCA的“诗人特供服务”：大通铺的住宿，一日三餐，游泳池，画室。

MCA为年轻诗人提供便利的同时，同一时空的大理人还在研究怎么让自己在洋人街上的酒吧日进斗金。

“尼玛一开始只是个普通的锅炉工人，后来他嗅出了大理这个城市的先机，自学英语，然后在游客最多的洋人街开了大理的第一家酒吧。”叶永青回忆起他和尼玛认识时的场景，“然后他在洋人街最红火的时候关了酒吧，在他太太的这块宅基地上建了现在的MCA。那时候人们没有住客栈的习惯，一般出来旅游都是住宾馆。”

尼玛在大理不是特例。

大理文献楼的主人扎东为了这次天问诗歌节在他们那里的朗诵会，特意把整个文献楼室内全部重新装修。他和他的员工们，穿着长款的道袍，背后写着他们在大理古城内的店铺“你们、我们”的店名。站在文献楼顶，可以俯视大理古城屋脊，还能看到庞贝、东东在大厅内读着诗，李亚伟在大厅外的屋檐下喝普洱，听琴歌。文献楼的门口，除了运送诗人往返的旅游巴士，还有三四辆志愿者的私家车，深棕路虎、红色牧马人…….这些平时大理城内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了诗歌，来到天问诗歌节帮忙，负责迎来送往，劝酒夹菜——那都是他们平时被服务的内容。

“我离开大理，又不断回到大理。就是这里的人情味儿感动了我。这是大理所特有的。”叶永青说。他现在每年都回到这块她母亲生长的土地，在这里做一些在北京、伦敦不能做的事情——做一个专心的听众，认真负责的为别人鼓掌。“我和太太商量好了，我们回到这里就是不做事的。大理城谁的咖啡好，我就去多喝两杯。谁的歌声好听，我就多听两首。”

每年的春、秋两季，叶永青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大理。在自己一点一点建起来的X层小楼里，听佛乐，写字，接女儿放学，跟她一起在洱海边对着柳树发呆。

他在北京合作过的英国文化处员工始终无法理解叶永青的“不做事”是什么意思。叶永青第一次告诉他自己不做事了，有些懵了的英国人说，好的，那你不做事的时候住在哪里，我搬到你楼下和你商量画展的事，你就不用做事了。叶永青有些无奈，又强调了一遍，我不做事了，什么事都不做了。于是英国人彻底懵了，懵在每天都工作的他永远都不会理解的“不做事”上。

在叶永青下定决心回来大理之前，他两次被迫回到故乡。一次是阑尾炎的术后感染，另一次是直接从国外被运回了大理。

“我第一次回大理，是一个失败者的回归。云南是失败者的天堂。”叶永青说，他看着重庆黄角平从一个安静的郊区变成寒暑两假化身鬼城的大学校区，又看到各种各样的一次性餐具逐渐逐渐的填满了这里的主色，担担面的盒子、酸辣粉的碗，随着卷地风在无人的地方摇摆起舞。

回到云南像回到了一个孵化器里。叶永青每天的主要消遣，就是带着画板去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坐着画画，今天画苍山，明天画洱海。画天、画地，画眼里看到的一切，其实也是画自己。或许就像尼玛说的那样，诗人用诗歌画画，而叶永青用画画写诗。

整装再出发的叶永青，这次开始在欧洲各国游历、画画，直到一次旅途回来后他越来越虚弱，虚弱到被抬进了医院。

伦敦的医生在叶永青身上做了各种化验——血液、口腔内膜、CT、MRI，各种各样名称复杂的英文缩写。什么都没验出来的医生最后告诉叶永青，对不起，我们现在只知道你的血液在不停坏下去，可是我们对你的病因毫无头绪。“他跟我说，再这样下去我会死。”

无计可施的医生最后要来叶永青的护照，试图在不同颜色、大小、日期的图章内找出一些关于染病的蛛丝马迹。医生拿着叶永青盖满戳子的护照，质问他问什么要去孟加拉这样危险的地方。“后来他翻完我的护照才明白，我患的是伤寒。因为这种病已经在英国绝迹很多年了，所以他们一开始检查不出来。”

伤寒治愈后的叶永青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云南，一米八几的汉子只剩下六十几公斤的体重。“真是衰啊，不到生病都回不来。”叶永青自嘲。

也是从那次开始，他的画风上有了明显的转型，被网上猛烈抨击的《看个鸟》系列，也是那时的产物。人们只看到一只好丑的鸟，然后马上就想，这种我也能画的玩意儿能卖几十万？叶永青以型写意的时候，他们好似专家一样评论的头头是道；等叶永青抛弃以型写意这种“美院二年级学生就能做到”的标准，观众们只是忙着大肆置摘，很少有人会静下来想想：叶永青的作品，是不是已经脱胎具体的形状，得意而忘形。

被误会，被无稽的愤怒所遮盖的不仅是叶永青，还有雷平阳。

这个被称为新边塞诗人的云南诗人身上，夹杂着褒贬不一的评论。有多少爱雷平阳诗的人，就有多少质疑他作品的人——无论是诗歌圈内还是圈外。

《澜沧江在大理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里，雷平阳按照大理各处的限制，以山海经传的形式，用白话文将这三十七条支流的名字和长度拼接在一起，编织成诗。

爱它的人很爱。一个在大理做河流保护的年轻人在念长歌舍为雷平阳朗诵时说，这是我们整个团队都特别喜爱的一首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我是带着我们全队的期望来的。

质疑的人很质疑。“这样的流水账也能叫诗？”天问诗歌节第一天的雷平阳作品讨论会上，有同行毫不客气的这样当面耍狠。

“我喜欢写诗，但我不喜欢大理。”住在昆明的雷平阳现在已经没有故乡了，“我的家乡先是被垃圾塞住了，然后又被水坝埋起来了。我的故乡只能在诗里了。”

在自己诗里找故乡的雷平阳真的过得像个古人。他不用微博、微信，也不用智能手机。这还不是最惊奇的，雷平阳不用电脑，他的邮件都是由朋友帮他打印出来才能看的。在不断更新换代的3C时代，雷平阳是不折不扣的0C人。一般和他一样只用手机，跟其他现代科技绝缘的同类，都比他要大上起码二三十岁。

这个拒绝电子科技的人平常闲暇都做些什么呢？写毛笔字、阅读、写诗。“我现在连诗刊也读的少了，寄给我的太多了，读不过来。还是读书多些，阅读占了我最大的一块时间。”雷平阳说。

废名说，古体诗是诗的格式，散文的内容；现代诗是散文的格式，但有诗的内容。

雷平阳说，他要用散文格式的诗，记录新闻式的内容。“有画面，有时间，是很具体的东西。”

他的那首《杀狗的过程》，读后感排名前几位的关键词是“寒毛倒竖”、“血淋淋”、“震撼”。一首不长的小诗，记录了农贸市场狗主人杀狗的过程，“主人的刀，再一次戳进了它的脖子/力道和位置，与前次毫无区别/它叫着，脖子上像插上了/一杆红色小旗子，力不从心地/窜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如此重复了五次，它才死在/爬向主人的路上。它的血迹/让它体味到了消亡的魔力……”

“有一天我发现我儿子在抄《杀狗的过程》，他一边哭，一边抄，边哭边抄。”雷平阳说，彼时他的儿子刚刚十岁，“那时候我突然在想，我是不是太残忍了，让一个十岁的小孩接触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