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纯净的诗歌行为

纯净的诗歌行为

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

地点 ：广州，星河湾酒店

人物 ：亚当·扎嘎耶夫斯基、黄礼孩、杨克、欧亚、赵峥嵘等

在中国诗人黄礼孩的盛情邀请下，波兰诗人亚当·扎嘎耶夫斯基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访问。七天里，扎嘎耶夫斯基去了台湾、香港和广州。广州是最重要的一站，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在这里举行，扎嘎耶夫斯基是该奖年度获奖诗人。

扎嘎耶夫斯基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师级诗人，米沃什、布罗茨基、苏珊·桑塔格等对他赞誉有加。他出生于1945年6月，二战后全家迁回波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创作诗歌，是波兰“新浪潮”诗歌的代表人物，至今已出版诗集有18种，散文、随笔11种。他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以及众多文学大奖。目前，他已有两本诗选被译介到中国，均为黄礼孩出版。

中国人喜欢在一定年纪的人的姓氏前加个“老”字，以示亲切，所以，拗口难记的“扎嘎耶夫斯基”到中国也一下子成了“老扎”。老扎从广九直通车下车，刚出广州东站，就受到黄礼孩及黄氏军团的热情招待。由中国诗人组成的迎接队伍浩浩荡荡，车辆一字排开，犹如嫁娶队伍。接下来几天，一批又一批的中国诗人，陪老扎出席新闻发布会，游玩了陈家祠，参拜了光孝寺，诗人们每顿轮流请吃饭。

这些热情的招待，老扎没忘在“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现场发表受奖词前感激一番。“感谢黄礼孩先生的邀请，几个月前，当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老扎说，“当我来到广州，超出兵马俑浩荡队伍的友好大军的欢迎，让我受宠若惊。我很敬佩黄礼孩，敬佩他的人脉、他为了理想自费发起的诗歌奖项，以及无论多忙，他总是脸带笑容。”

被老扎感激的诗人黄礼孩就坐在台下，他穿了件浅蓝色休闲西装、黑色西裤、休闲鞋，打扮与日常无异。作为活动发起人，他并不能像普通观众那样安然坐着。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稍不留神就会出错。活动开始前，老扎与太太坐在台下第一排，一拨又一拨来者请老扎在诗集上签名，老扎来者不拒，用波兰文写下自己的名字，遇到熟人他还写上对方姓名。黄礼孩一直担心这会让69岁的老扎过于疲惫。当老扎走上台，在舞台灯光的照耀下显得精神抖擞，黄礼孩这才放下心来。

一曲竖琴音乐，拉开了颁奖典礼的序幕。跳动的音符压住了人群的喧哗，大家都静静地在期待诗歌与音乐带来的慰藉。当日的广州刮风下雨，还下着罕见的冰雹，但仍有两三百人前来参加颁奖典礼。这里面有广东名诗人、媒体人、诗歌爱好者、艺术家，也有专门从北京飞来的作家。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因飞机延误，还特地发来了祝贺的信息。

这个民间的诗歌活动之所以受人热爱，离不开黄礼孩十多年来对诗歌的热情与努力。

为了呈现当下的诗歌现场，1999年11月，黄礼孩在广州创办《诗歌与人》诗刊。15年来，诗刊出版了近40期，获得中国优秀民间诗刊的赞誉，黄礼孩凭一己之力打造了民间诗人的传奇神话。办刊之外，黄礼孩在2005年设立“诗歌与人·诗人奖”（2014年更名为“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褒奖为诗歌作出重要成就的诗人。中国诗人彭燕郊、张曙、蓝蓝、东荡子，葡萄牙诗人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俄罗斯诗人英娜·丽斯年斯卡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都曾获得该奖，每人有五万元奖金。其中，第六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的获得者特朗斯特罗姆，在获奖半年后即获诺贝尔文学奖，由此可见“诗歌与人”独到的眼光。

因为是民间行为，没有企业背景和基金支持，“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的维持并不容易，除了靠黄礼孩的人脉，更多是靠奖项所维持的品质。“并不是有钱就能办得好诗歌奖，之前几个诗歌节邀请过老扎，都没有来，他反而接受我们这样一个纯民间的邀请，可见越是纯净的诗歌行为越会受到国外重要诗人的关注。”黄礼孩如是说。

为了让这个年度活动精益求精，黄礼孩巧借自己广大的人脉，邀请导演朋友负责整个活动流程，请设计师朋友设计舞台，还请了圈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编辑、大学教授担任主持，请了全国的主流媒体参与报道。《世界文学》主编、著名翻译家高兴在台上宣读了黄礼孩为老扎写的授奖词： “扎嘎耶夫斯基的诗从个人的生存境遇出发，从历史和记忆中汲取力量，并不回避世界的残缺和黑暗，而是让我们从残缺的世界里辨认出善和光明。”

对此，扎嘎耶夫斯基上台回应：“其实领奖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内心有愧，我真的是一个如此伟大的诗人吗？我觉得诗人，可能在一瞬间闪现了某种的光，但更多的是，我怀疑自己做的是否足够，是否能通过诗，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他认为诗歌激励人们，让我们抖擞精神，恢复童真，但与此同时也不允许我们忘记困难和痛苦。

这几年，波兰诗人米沃什、辛波斯卡的作品受到很多中国读者关注。在中国诗人的诗集普遍只能卖一两千本的情况下，辛波斯卡去年出版的诗集卖到了15万册，可见波兰诗人的魅力。同样是波兰诗人的扎嘎耶夫斯基，与这两位划时代的大师是好朋友。老扎和米沃什、布罗茨基、赫贝特等大师的合影，就出现在黄礼孩为老扎出版的诗选上。此诗选在颁奖典礼门口设置售卖，一下子卖出近百本，六千多元的收入被全部用作“诗歌与人”的基金。

“认识辛波斯卡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机会。”老扎表示，他在年轻时写了一篇文章，讽刺一些当代诗人，称他们是“懒惰”的诗人，既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思想，也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辛波斯卡看到文章后非常喜欢，给老扎写信，请他吃饭，两人就这样认识了。1983年，老扎移居到巴黎，又与获得诺贝尔奖的米沃什一见如故，此后便经常见面，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老扎与他们的交往是缘于彼此之间对诗歌的热爱与尊重。

虽然老扎是首次访华，但他在现场获奖感言里提到，这仅仅是身体第一次踏入中国的领土，思想里早已有关于伟大中国的文化、文明的知识。“在少年时代，我通过阅读《马可波罗游记》和人民波兰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国家的报道，来想象中国。我也喜欢中国的诗歌，我曾读过古代诗人李白、杜甫，当代诗人北岛的诗歌。”

活动结束后，客人走了，色彩斑斓灯光熄灭了，留下的是在黑暗中拆卸舞台的工人。老扎停下脚步，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似乎他的中国之行并没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终止。

“镜像”折射下的中国设计

镜像·韩家英设计展开幕

地点 ：上海，洛克·外滩源中实大楼

人物 ：韩家英、吕敬人、王璜生、陈幼坚、胡洪侠、张元等

三月底的一天，上海的天气潮湿阴冷。雨水打湿了地面，原本总能看到新人拍摄婚纱照景象的外滩源显得比平时冷清许多。然后转个弯，会发现中实大楼里别有一番热闹的气息：白天，许多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忙着布展；夜晚，这里则觥筹交错，许多中国艺术设计界的大腕聚集于此，身着黑色西服的安保人员则一直守在落上大锁的正门前。

“镜像·韩家英设计展”在洛克·外滩源中实大楼开幕，这次展览是巡展的第三站：2012年12月首展在深圳华·美术馆举办，2013年4月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巡展第一站。据说，上海站之后，展览还将回到韩家英的故乡—西安。

作为国内首个专业平面设计师的个人作品展，“镜像”展的内容颇为丰富，展览分为 “设计隐藏的本质”、“身份的缘起”、“视觉的解构与重建”三个单元。比起之前的两站，这次在上海的展览多了一个序厅的内容— “作为图像的文字”。放置在一楼大厅的，是装置作品《字象乾坤》及《天涯万花筒》，均以投影的形式呈现韩家英近年来以汉字为主题的设计创作。

“设计隐藏的本质”主要是大型装置作品《5000×50×500》，透过韩家英个人视角收集、整理的数量众多、不同年代，不同样貌的证件、票据等日常物品组成。“身份的缘起”，是韩家英历年来设计作品的精选，包括万科年报、纯净水包装等商业设计，以及“人以食为天”，《天涯》杂志的海报设计等。“视觉的解构与重建”，韩家英以个人角度，解构与重建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字/书法。

与西方国家伴随着工业革命成长起来的设计历史不同，中国的现代设计始于20世纪80年代，亦是从平面设计起步。如今回头总结，中国的平面设计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来的探索，而韩家英在这行业里已经待了二十多年，一直持续活跃在中国当代设计界的第一线，在国际、国内重要的设计展览和比赛中获得众多奖项。他从中国设计师独特的文化归属、生活体验与审美品位出发，在平面作品的创新和试验上不断探索。

韩家英涉及的设计领域非常广：既为杂志设计封面，也设计海报，还涉及了产品包装等诸多领域。因此，这次设计圈子聚会的亮点，不仅在他的这个展览上，也在他个展前的开幕酒会上。

酒会上星光熠熠，既有来自设计界各个领域的大腕，亦有来自品牌和广告公司的人物，比如德国ORCA公司总裁Klaus Utermohle，以及奥美中国首席创意长Graham Fink。

请柬上写的开幕酒会时间是下午五点，四点多就陆陆续续有嘉宾鱼贯而入：作为三站的支持方，华·美术馆执行馆长王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外滩美术馆馆长Larys Frogier都出席了开幕。

韩家英很低调，有时甚至带着点西安人固有的质朴。就算是在成名已久的当下，他也显得毫不浮夸。在为媒体作导览时，韩家英就不时被迎面而过的各色人等叫住。每次，他都会停下脚步，礼貌地简单聊上两句。

平面设计界的前辈吕敬人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这次展览的开幕和第二天的论坛。同为设计师，他们早有交往，在艺术理念上也互相理解。吕敬人用“杂”、“精”、“繁”、“空”互有矛盾的两组四字来概括了他对“镜像”展的感觉：“杂”，指的是韩家英的设计跳出最初的平面，利用多种载体、利用立体空间，涉及多个艺术领域。韩家英不是单纯地制作，而是力图使自己的设计对象呈现出愉悦感，用韩家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体”。“精”，指韩家英以一种严谨的态度进行设计，使得作品耐看、耐琢磨。“繁”与“空”则指韩家英在生活中广泛汲取设计DNA，将其精密聚合，去粗取精。除了吕敬人，香港著名设计师陈幼坚也为这个展览而飞到上海。

在开幕酒会上，你会看到很多外国面孔，其中有波兰设计师Lech majewski和法国设计师 Thierry Sarfis，二人均是海报之父托马耶夫斯基的学生。Lech majewski同时也是华沙海报双年展评委会主席，他已经关注中国平面设计二十多年，韩家英就是他很欣赏的设计师之一。他们交流的话题除了展览本身，更涉及中国当代平面设计与商业的结合。

导演张元也在这场开幕酒会上露了个脸，他还是留着那把络腮胡子，眼神亮闪闪的。他与韩家英的缘分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一说穿便令人恍然大悟：韩家英是张元执导的电影《绿茶》的艺术指导。在这次上海的展览上电影《绿茶》也作为设计师的作品之一被陈列在二楼的展厅。

展览的名称“镜像”，意在从一个设计师的个人经历和作品透视出中国当代平面设计的历史和发展，展览的开幕酒也像是另一个“镜像”，从其中折射出中国当代设计的种种话题：设计与其它艺术、设计与商业、设计与本土文化、设计与个人。

史景迁风潮

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地点： 北京，中央美院

人物： 史景迁、金安平、郑培凯、鄢秀、容新江

对史景迁而言，要回答“为什么对中国历史感兴趣”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这位北美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坐在中央美院的讲台上，为自己的北京之行做最后一场讲座。

“大约六岁的时候有机会看到相关的艺术史书中有中国画，产生了极大兴趣，”今年78岁的史景迁说。当时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心中，中国在其中的角色是一个英雄，又刚好看到了这些画册，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互相印证，他对中国史的感情由此而生。

剑桥毕业后，这位当时还名为乔纳森·斯宾塞的年轻人得到一笔奖学金去耶鲁留学，正式接触到了中国史。他跟随两位导师，教授佛教史和隋唐史的芮沃寿以及教授近代史的芮玛丽，开始学习汉语和繁体字，而另一位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房兆楹则对他影响深远，不仅帮助确立了研究方向，还为他取了“史景迁”的名字，意在向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致敬。

史景迁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本书《曹寅与康熙》的灵感是在读《红楼梦》时获得的。在房兆楹的帮助下，他得以到台湾查阅清宫档案。讲座上，史景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他们把康熙的朱批奏折原件拿出来，问我：‘这对你的工作会有帮助吗？’我说：‘这简直是天大的恩赐！’”

通过阅读档案，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康熙—这位古老中国帝王的脉动，“我们都是二十岁之后才学汉语的，他有时会把‘密封’写成‘蜜封’，我很感同身受。”

史景迁著作等身。迄今为止，他出版了近二十本学术著作，不少作品获得美国的学术大奖。一般认为，史景迁是继费正清等第一代学者后美国的第二代汉学家，与孔飞力（Philip A· Kuhn）、魏斐德（Frederic J.J. Wakeman）并为美国当今最好的几位中国历史研究者。他的《太平天国》、《王氏之死》、《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录》等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后，产生了很大影响。相较于费正清旨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写作，“我写作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史景迁说。

“史景迁所有的书都是手写的”，他的妻子、同样执教于耶鲁的学者金安平说道。她之前亦师从历史学家房兆楹，与史景迁缘分匪浅，二人多年来心意相通，如今也共用一个手机。金安平透露，史景迁对历史写作一直抱有很高的热情，收集资料时就非常兴奋，眼睛睁得老大（wide eyes），写作的时候，眼神都变得狂野（wild eyes）。

在中国，史景迁刮起了华人知识圈里最强盛的一股风潮。这股风潮发端于2月28日的北大，此后持续波及成都、西安、上海等地，火爆了整个三月。

而中国只是印证其影响力的其中一个切片。尽管有一些对其作品文学化程度过高的争议，史景迁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依然非常重要，他曾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一职，也深受学生爱戴。北京大学教授容新江在讲座上回忆了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去耶鲁做访问学者时，曾想去听史景迁教授的课，却发现需要夜里三点起来排队。

史景迁的影响，如今已经远远溢出了学术圈。此次来京，史景迁十天的行程，以隔天出席一个公开活动的效率在进行。让人意外的是，除了学术讲座，还有种类繁多的社交互动。

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向他介绍在西山建立曹雪芹故里的依据，企业家冯仑则邀请他出席一场名为“探寻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起源”的对谈。对谈中，史景迁成了提问者而不是讲述者，冯仑回答了所有关于企业与公益的问题，“一个半小时里，史景迁拿起话筒不超过4次、30分钟”，“四个观众的交流机会中，没有一个问题是抛向他的”。

在中央美院的历史讲座，史景迁又回到了他的“主场”。作为史景迁著作的翻译者，鄢秀表示，史景迁的文笔非常优美，文史资料博杂，翻译难度很大。在西方史学界，史景迁的撰述模式曾受到批评，一些学者认为他的作品文学性过强，《王氏之死》几乎是以全叙述的手法完成的，《胡若望的疑问》也没有解答中心问题，“主人公疯了，作者也不深入分析原因，而历史学家与小说家的区别正在这里”。

史景迁并不赞同批评家的说法，他认为，当人们用“literature”一词，指的是一种品质和判断，而用“fiction”一词，则意指一种方法。自己只是借用了文学化的表达和风格，而内容全部是以史实为依据的。

史景迁的个人风格并未影响到他对学术开放性的追求。“他教学生很有一套。”历史学家郑培凯说。他是史景迁的第一个博士生，如今也已是白发老人，“他最好的一点，就是会问我到底喜欢什么。”郑培凯印象很深刻，他的老师竟然会对他说，那段历史我也不熟，你自己先去读书，我教你怎么组织掌握的材料。“这个态度我以前在中国没有见到过。中国的老师不会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很清楚。”

他在耶鲁读了四年，因为兴趣广泛，没有及时做完博士论文，史景迁就又帮他申请了两年的奖学金，并鼓励他到内地做考察。那个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这个学术机会十分难得，“改变了我一生的发展”，郑培凯曾表示。

独立思考历史的精神，是史景迁在讲座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历史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在中国经常是宏观大叙事；在国外，则是对某个历史当中个体的关注，不管是皇帝还是老百姓。”他还表示，很多正史告诉你的是有问题的，是一些老生常谈，“不能说那是错的，但你可以看到很多别的东西。”

史景迁桃李遍天下，麾下弟子成就斐然，但几乎无人继承了他文学化写史的方法。郑培凯曾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他觉得这需要极高的治史功力和文学水平，而大多数人只及其一，如果硬要模仿，往往照猫画虎。

历史学家余英时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就我阅览所及，在并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之中，好像只有史景迁一人具有这一特殊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