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李敬泽 雅俗之间

如果说临帖弹琴属于“承平日久的老毛病”，那日常之生活就构成了俗世的勾引。雅俗之间，便是中国人的世界，也是李敬泽们的世界。

李敬泽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原《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批评写作，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2004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见证一千零一夜》等多部文集。

我很喜欢这样斜刺里杀出来的人——像是江湖中斜里杀出一个无门无派的人，结果把少林武当给撂倒了。

这个世界上，好批评家从来不多，蠢批评家也从来不少。所以，我从来不敢对自己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过于自信，反而要警惕我的过于自信。

过去的文人，他们的“不敬”是有“敬”做底子，而现在，我们本就没这个底子，很容易就只剩下粗糙浮浪了。

对于李敬泽来说，2013年是特“装”的一年。

古琴早已购置，放在家里客厅一正面书墙的前面，虽然有一阵子没弹，现在也就学会了两首曲子，不过，“练琴是岁月悠长的事”，反正也不用考级，那就接着慢慢练吧。

除了古琴，还有书法。对李敬泽而言，写字“近于隐私，羞于示人”。他最向往的是《礼器碑》——那是一块刻于东汉永寿二年的孔子庙碑，在李敬泽的眼里，《礼器》就是高山，森严壁立、茫茫苍苍，“你顶着石头向上爬，时刻知道自己的力气不继”，有段时间他临《礼器》，“结果每次写两行就累趴下了”，所以“废然而止”。

而现在练的是《曹全》——“可爱多了，小家碧玉。”但李敬泽还是觉得，有朝一日能临下《礼器》，那才是到了境界，就像某天在微信上看到作家荆歌说的，“隶书易俗”，“他说得很对，练到《礼器》，方为不俗”。

不过，学琴练字都不是为了修身养性，“修身不如暴走、练平板，养性我看也养不成，如今写字就是一大俗，很多人提起笔来就红尘滚滚想着怎么吆喝卖钱。”李敬泽说，“笔墨之趣，好玩而已。”

1964年生人、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现下已年届五十。7月1日上午在中国作家协会他杂乱的办公室，撇开中间吃了一个午饭、喝掉一壶茶、接了两通电话、处理了三次公务、轮流抽着一支烟斗和大半包香烟的时间，我们花了四个小时漫谈知识分子的知行合一、作家的眼光、中国文化的深层虚无、有没有孩子、要不要出国以及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屁股应该坐在哪边的问题——

关于最后一个，他的答案是：“直到现在，看问题和谈论问题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自己的屁股是坐在作家这一边，而不是坐在批评家这边的。”

祖宗和土地都藏在我的胃里

李敬泽生在天津、长在河北，十六岁以后生活在北京；在大学毕业之前，他的各种表格证件上籍贯一栏填的都是河北完县——那是他母亲的家乡，据说因为“完”字不吉利，不利于招商引资，如今已经改成“顺平”；他的外祖父是贫农，祖父是地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认识一个山西人，就是我爹”，“后来又认识了半个，就是我自己”。

三十岁之前，李敬泽从未去过自己在黄河边风陵渡的芮城老家；四十岁之前，他基本上只吃米饭；但四十岁之后，就像他在一篇《煤有了，根安在？——关于我的山西》中所写的，多年之后，“我每天晚上喝一小杯醋——必须是‘宁化府’的，我每天中午在单位楼下的食堂吃一碗刀削面——百吃不厌；而且，我太太继承了她婆婆的作风，无视丈夫大手大脚的事实，动不动就要嘲笑我的抠——照例以‘你们山西人’开讲；对此，我像我老爹一样，笑眯眯地默认”。

李敬泽说：“后来我想，我的祖宗、山西的土地，都藏在我的胃里，指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发作了。”

那时候我们正随口说到他办公室墙上的几幅挂件——没有山水花鸟或书法卷轴一类，只有一幅是一个伊朗摄影家镜头下的老人与马，一幅是从马德里街头三十欧元买来的街头艺术家涂鸦，还有一幅在双人沙发的上方，是金色的回眸仕女扇面。

喝着上好然而不记得名字的普洱茶，我们聊到中国文人的自然倾向，如琴棋书画的修养等，李敬泽突然自嘲起来：“人到了四十九五十，忽然觉得自己是什么文人了，文人就比较‘装’，所以——琴也学上了，字也写上了，其实关键词就是‘装’。”

但往严肃里说，那是文化的基因在作祟，它藏在你身体里的某处，就像吃了四十年米饭忽而喜欢上吃面一样。

京剧则是另一个例子：“我母亲爱听京戏，小时候收音机老放，我一听，后脊梁就开始发麻，我说求求您了老太太，别老听这个行不行啊？您小声点行不行啊？结果到了一定岁数，不用人教，也不用人劝，忽然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摇头晃脑了”，说这话的时候，李敬泽的耳边仿佛真的响起了皮黄之音，“你说这事儿——这怎么办呢！”

虽然阅读驳杂，西方的读物涉猎不少，但他从未想过移居国外。对他来说，国内再不尽如人意，生活也自有情趣在，就好比下班之后，晚上出来遛弯儿，看看街边那些人，不管西装革履，还是光膀子光脊梁的，弄个板凳儿，都往那儿一坐——烧烤，“哎呦，我就觉得特美！”

如果说临帖弹琴属于“承平日久的老毛病”，那日常之生活就构成了俗世的勾引，雅俗之间，便是中国人的世界，也是李敬泽们的世界。他甚至自嘲，关于出国，“反正我没想过，把我扔国外，我也爬得回来”。

睁开眼睛发掘新人

7月10日那天，李敬泽和学者止庵一起，出席为徐皓峰举办的新书沙龙。为一个近乎新人的作家、编剧、导演站台，原因很简单：“现在我是个开会专业户，很多会是能闪就闪，但去给徐皓峰站台我很愿意，因为像徐皓峰这样的作者，在读者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但评论界是当他不存在的。”

在他看来，徐皓峰的路数是民间文人那一路，他所书写的是一个过去很少被人注意的传统，表面上写的是武侠，但内里写的却是江湖以及那个世界里的世态人情。

“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中国人的身上都存在着一个江湖，这个江湖其实极为强大，但被我们现在的话语给压抑了，”李敬泽说，“而我就很喜欢这样斜刺里杀出来的人——就像是江湖中斜里杀出一个无门无派的人，结果把少林武当给撂倒了。”

这大概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扶持新人。

2010年，作家阿乙给《人民文学》投稿，中篇小说《那晚十点》原本安排刊发于当年第十期的新人特辑，但因为阿乙的小说集要在10月前出版，李敬泽决定提前刊发，后来阿乙凭这篇小说和稍后的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进入文坛，并获得当年的“未来大家TOP20”、“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等文学奖项。“李先生和北岛先生一样，喜爱新人。因为这篇小说，李先生多次跟人提及我，我得益于他。”阿乙说。

得益于李敬泽评荐的，远远不止一个。2010年，除了阿乙，他也推介了夏榆、周云蓬、李娟、蒋一谈以及上海的小白，等等。

在作家冯唐看来，李敬泽是一个“愿意睁开眼睛发掘新人”的评论家。他的第一本小说《万物生长》在2001年出版后，“他看了，大赞，然后告诉我，千万别听任何文学评论家的，随意书写”。

李敬泽则为《冯唐文集》作序，说冯唐是“弑理论”的高手，“没人说得清他是哪门哪派，也没哪个批评家愿意招他惹他。我不记得有哪位成名批评家拿他试过招，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这只会暴露文学之树之绿和理论之灰”。

他还推崇年轻学者梁鸿的非虚构写作《中国在梁庄》——《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也就是在李的手下草创成型，并引起文学界的瞩目；而在“虚构”这一方向上，受其助益的还有毕飞宇，后者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推拿》最早刊发于《人民文学》。“在我个人的写作历史上，《推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在《推拿》之前，我写了《玉米》和《平原》，无论它们获得过怎样的认可，它们的性质不会变，那就是历史叙事，它们和当下性其实是有距离的。” 毕飞宇说，“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推拿》，我至今依然是一个残缺的作家。”

“我很高兴面对了一个新天地，我的文学世界宽了，这是需要感谢敬泽的。”毕飞宇说。

但作为一个“文学局内人”，李敬泽警惕于当下“对文学的傲慢，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习惯”，也警示“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对变化和创造的好奇与期待”，“现在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太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了”。

比李敬泽略高一辈的文学评论家雷达表示，自己与李在审美趣味上难免有差异，但也时有共振。他认为李敬泽是一个优秀的编辑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批评家，“他的评论似乎一直精短，不喜作长文，也不按时下评论的套路，他把随笔的自由，散文的飘逸，杂文的睿智和幽默，糅合成一种柳暗花明、举重若轻的文风，虽不无‘绕’的感觉，却也在‘绕’之中感受到内在的锋芒。”

对于更多的写作者来说，李敬泽更显著的特点是“不骂人”。毕飞宇说，李敬泽拥有无与伦比的亲和力，对年轻的作者尤其是这样，“他总是鼓励、再鼓励，他的领袖气质是天生的”。

当然，对于“熟人”，李敬泽就没那么客气，“我只想告诉你，在骨子里，他是个狠角色。”毕飞宇说，“如果你让李老师当着我的面夸我一次，我可以送你两斤鸡蛋。他从来没有在我的面前夸过我一次，一次都没有。”

李敬泽的说法是：“我既很少当面批评人，也很少当面夸人。实际上，到了当面的份上你也犯不着；如果是朋友，那就可以谈点比夸和批评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好批评家从来不多，蠢批评家也从来不少，对吧？”李敬泽说，“所以，我从来不敢对自己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过于自信，反而要警惕我的过于自信。”

他更倾向于把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理解为智力上的竞争关系，看谁对生活、对文学的理解更好：“批评家有没有向这个世界的丰富性敞开，有没有把作家的作品放到世界中去衡量、判断、估量的能力，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更何况，“我常常想，一个作家就算写了一部不靠谱的书，能是多大的罪呢？值得你用挖祖坟骂娘的这种气概去痛加修理吗？”

在评论上的这种温和立场，既有天性上的影响，也与其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我一直当编辑，编辑和作家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直到现在，谈论问题和看问题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自己的屁股是坐在作家这一边，而不是坐在批评家这边的。”

喝酒，看书，胡扯

一个人要如何修炼，才能变成如李敬泽那样的文学评论家呢？

“我不知道，”李敬泽说，“因为我作为评论家，其实是最不靠谱的。”1984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李敬泽进入《小说月刊》当编辑，六年后调到《人民文学》，仍然是做编辑，直到2008年升任这本文学“国刊”的主编。

“我压根儿就没想当一个批评家，三十岁以前我都没怎么正儿八经地写过评论文章。”那么，那时候在做什么呢？“一个人三十岁以前可做的事情是很多的——谈恋爱、喝酒、看闲书，为什么非要那什么呢，是吧？”

是偶然把他推向了文学评论的田野。“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上就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批评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东西，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我的理想还是做一个无所事事的读者，而不是读一本书就要想着我怎么写批评文章。”他想了想，又纠正道，“说谈恋爱是玩笑，就是天天喝酒，看闲书，胡扯。”

现在想起来，上世纪90年代有一种懒散逸放的乐趣。“90年代的时候我比较爱交际，同时代的作者们，包括毕飞宇、李洱、东西他们，只要一来北京，基本上都是我请客。那时候我们住安贞桥，那儿有一个玫瑰坊，基本上变成了我家的食堂，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没在那吃过的估计很少。”有一天他经过簋街，想起“当年都是一帮不靠谱的人下午五点开始喝，换仨地儿，从三里屯南街，最后换到簋街，早晨五点才散”。

而他的“酒名”也因此在圈子里口耳相传。与其相识于1990年代后期的云南诗人雷平阳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当时，云南《大家》杂志主编李巍、贵州《山花》杂志主编何锐但凡有文学活动或策划，都喜欢问计李敬泽，“饭桌上，何锐总会从他的蛇皮口袋底部掏出一瓶或两瓶茅台，先给桌上每个人上一杯，剩下来的就死死捂在手里，其他人有喝没喝，他一概不理，见敬泽杯底空了，他就续上。一瓶酒，大半是敬泽喝掉的。”

远在广州的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则透露，李敬泽“不闹酒，似乎没有太大酒瘾，喝酒于他更像是礼仪，偶尔放开痛饮，那也仅限于私人场合，朋友之间”，而且“酒风一流”。即便这样，李曾经的下属、《人民文学》的编辑马小淘说，单位里的男同事也会议论他的酒量，“琢磨着什么时候把他喝倒一次”。

雷平阳还举过两个例子：2006年，雷到北京领《人民文学》年度诗歌奖，时任副主编李敬泽在编辑部所在大楼下面的东北菜馆请客，“一张大桌子，围坐了十多个诗人。我迟到了，他叼着烟嘴，偏着头问我：‘来啦？’我答：‘来了！’他就说：‘每个人敬半杯酒吧！’杯子是钢化杯，酒是接近70度的衡水老白干。我照他说，一圈敬了，一口菜没吃，人也就倒了，诗人朱零便扛着我往文联宾馆的房间一扔。朱零说，那是彻底的醉，不吐、不动，睡得像僵尸。”

后来还有一次，“小说家哲贵打电话约我进京喝酒，扬言一定要踏平人民文学杂志社，我找了个借口没去；听说哲贵这个酒坛子，一样死得很难看”。

这些，李敬泽都理解为江湖奇谈，“现在哪里还喝得动？”现在的他，一个星期也不出去一趟，“谁要是给我打电话，我首先会警觉起来，问是不是晚上要吃饭——我实在不愿意，懒得动。”

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自尊

身为80后的马小淘说李敬泽“对时尚的捕捉能力完爆我周围百分之八十的80后”，李也自嘲自己是“围巾控”，“脖子上没有围巾就总觉得缺点什么”；他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自己买，平时在北京难有闲心逛街，出差到上海广州乃至小县城，有时间就逛街，而且一定要一家接着一家仔细地逛，“漏过一家就心有不安，所以宁可一个人逛，免得把别人搞崩溃”。

这看似“装、得瑟、臭美”的背后，藏着一个“敬”字。“我们现在一谈传统就是仁义礼智信，都对，虽然也没什么人全能做得到，但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特别根本的精髓是‘敬’，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价值都是从‘敬’升华出来的。”

“我们这个时代，所多的、所重的都是‘敬’的反面，是不敬、粗率、轻浮、潦草等等。过去的文人，他们的‘不敬’是有‘敬’做底子，而现在，我们本就没这个底子，很容易就只剩下粗糙浮浪了。”

由这个引申开来，“敬”不仅是出门前要临镜整衣冠，更重要的是，对人事有敬意，要“临事而敬”，“就像一个鞋匠，对鞋取一个敬的态度，把鞋做好补好。没有这个，天天想着做大事，觉得做眼前那点事委屈你了，这个真的有问题。”

谢有顺认为李敬泽“堪称现代名士，但也有一个官员的智慧”——是的，除了前《人民文学》主编，李还有一个头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而且谢认为李晋升作协副主席，“可谓众望所归——之前并非每个人晋升都能获此公认的”。

“处理实际事务对我来说是一种财富，它影响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李敬泽说，“我经常劝很多作家，我说你们赶紧找个工作，特别是年轻人，我说你二十多岁就在家候着天天写小说，这不是作死嘛？哪怕在一个杂志社当当编辑，一个礼拜上两天班，你是与人和这个世界保持一个正常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敬泽是一个古典的中庸主义者，就像谢有顺说的，“即便身居要位，也不失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自尊”，而且，“他即便是作为领导发言的时候，也能保持个人的风格、学者的识见”。

这一点也在马小淘的观察中得到佐证：“我从来没有看他拿过发言稿，但同时他的分寸感准确得可怕。他会让在场的各方都舒心，但又绝不会让人感觉到刻意。”

7月1日，在漫谈了三个小时之后，李敬泽邀请笔者到中国作协的食堂吃便饭。在一排细密的铁皮储物柜的左上角一格，他拿出筷子、碗和盘，走去窗口打饭取菜——菜品单调而简单，不过是三菜一汤外加几份粗粮，还可以拿走一个桃子。他说，在部级机关食堂里，再也没有一个像中国作协这样，没有领导包间，从主席铁凝到最普通的办公室文员，都需要自带餐具，自洗餐具。

饭后，我们各自拿了一个桃子，在他那个地上堆满未拆封的邮件、邮包、杂志、文件，茶几上放满各式茶罐、杂物，书架里摆满读过和即将被读的书的办公室里，继续聊了一个小时。他显得有点疲惫，因为前一天晚上有法国对尼日利亚、德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世界杯比赛。

在此之前，李敬泽聊了不少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见，但是“不供发表”；在谈话的最后，我问他如何看待爱情和欲望。“这真是够虚的！”李敬泽好像被突然将了一军似的，“爱情这事真是一说便俗，你要说得好，你就得抒情煽情；你要说得不好，你就得准备挨女同志骂——这个问题很危险。”

不过，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他还是成功地把话题引向了文学与人生：“这是一个永无确解的问题，所以爱情小说完全可以写。文学，说老实话，处理的基本问题就是那些。一个作家，要是对人的爱、恨、嫉妒诸如此类的种种人性没有感觉，或无所发现，没有话说，那么，你写的其他的我觉得都是瞎扯。”

[对话李敬泽]

五十，离知天命还远着呢

我见过太多的人，他们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好的，结果他们变成了顽固得像花岗岩像火腿一样的家伙，文学教给我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永远向着新鲜的活的人类经验敞开，期待着新的创造。

李敬泽：我是怎样的人？摩羯座啊，上升星座是射手，金星和土星在水瓶相遇，人家告诉我，我是典型的摩羯座。我想我至少是个认真的人，自己也知道是偏执，一件事在手上，一定要从头盯到脚，最恨失控，最恨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最看不上的是不认真、凑合。我当《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每期稿子一定要从头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改得满篇花。我倒不觉得累，精确、完美，乐在其中。但我确实常常比较同情跟着我工作的人，他们不幸碰上这么一个吹毛求疵的疯子，经常忍受挑剔和奚落。

当然我知道我还是个傲慢的人——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我真是觉得冤啊，我这个人既不愤世也不嫉俗，从无傲人之心，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怎么就给大家这么个印象？有时照照镜子，觉得可能是这个脸比较冷感，不亲和，让人觉得气盛。过去是年轻气盛，现在中年了，自己也希望别再气盛，慈祥一点，平和一些，前两年出了本集子名字就叫《平心》。

我不是球迷，但每次世界杯都坚决支持德国队，最近正打听哪能买到德国队的衬衫——深蓝色的那种，HUGO BOSS的。

李敬泽：应该危机一下是吧？不过确实没有。生日那一天喝了几杯小酒，看着书柜里多年存下的几十瓶酒，忽然想到得抓紧喝，要不然哪一天医生不让喝了，就不知便宜了哪个王八蛋。这是个大危机。

李敬泽：当你谈到“纯粹”时，你的眼里有理想的光芒。好吧，我愿意想象这个世界纯粹地运行，但为了达到纯粹，我得变成纳粹才行。我想，我们还是承认世界不完美，然后努力做一点事去改善它。

至于说什么因素影响评委，那我真的说不出来。每个评委都是不同的，每个不同的评委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评委会如果是民主的，那么我们就一定知道，在文学艺术上，民主不是抵达完美的好途径，民主可能更容易抵达平庸，因为大家要寻求共识，结果一定要妥协，要少数服从多数。可是在文学艺术上，多数的意义是什么呢？你要寻求多数，何必依靠评奖，直接看销量看票房不就行了？

李敬泽：我做了32年编辑，我一直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永远不要把那些作家的成长归功于自己，我认为最不体面的事就是弄一个小账本，记住我曾经帮过谁、谁应该感谢我。我不是因为和他有交情才帮他，他也不必感谢我。况且，从根本上说，这只是我的工作，别把它弄得那么煽情。当然，无论作为编辑还是作为批评家，我都对发现真正的才华感到兴奋和庆幸，我会尽我的全力为他说话，但很多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他，连顿饭也没吃过，这只是因为这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是在做一件有意思的好玩的事。

李敬泽：最大的弊端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个最大的弊端，然后解决了它就天下无事了。我见过太多的人，他们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好的，结果他们变成了顽固得像花岗岩像火腿一样的家伙，文学教给我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永远向着新鲜的活的人类经验敞开，期待着新的创造。

李敬泽：我从来就厌烦那种文学青年式的历史浪漫主义，天天哀叹今天的文人不如民国、不如清朝。清朝的文人有什么好？他们的风雅甚至风骨是建立在千千万万人的非人生活之上的，你到江南那些园子看看，园子很美，但一个文人，当了个局处级干部就敢修那么大园子，在当时的一般生活状况中，这是现在难以想象的狂妄。

微信上还流行为地主乡绅鸣冤——乡绅作为一个阶级的消亡确实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大变，由此造成的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但这不是为地主乡绅鸣冤叫屈的理由，历史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晚清给了他们很大的机会，但你只要和明治维新的武士阶层比一下就知道，中国的乡绅地主挥霍掉了他们的机会，尽管我的祖父也是地主乡绅，但我还是认为从整体上，他们不配得到更好的历史命运，他们是自己把自己葬送掉的，顺便还给中国留下了长久的结构性内伤。

所以，文人和知识分子的今昔对比，如果是审美意义上、个体人格意义上倒也罢了，如果是在严肃的历史认识上去谈，那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现在是把历史审美化了。我看，现在有意义的，不是津津有味地慨叹种种差异，而是反过来，看看我们和晚清和民国的文化人在哪些地方是相近的、哪些毛病没有改。

李敬泽：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安顿”。中国人常常把文学看得过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有时当人们谈论文学，你会觉得他不是在谈文学，而是在谈宗教。但如果你把文学当成宗教，那么你注定会拧巴和失望。我看电视上的《非诚勿扰》，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上来一个男嘉宾，声称热爱文学，那么十有八九最后要被灭灯。也不是女士们对文学有什么偏见，这些人确实有毛病，我是老丈人我也不会选他，热爱文学没有使他的情商更高，反而使他的情商降到了常人水平以下。

文学无法让你超越，文学也不是让你与世界注定为敌，更不是让你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全球只有你高明，并因此对人世满怀愤怒。文学对我意味着“自由”，想象和感受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宗教、哲学和其他一切知识不能给我的。当然有人搞了半天文学把自己搞成乏味透顶的花岗岩脑袋，那我只能说他的文学和我的不是一种文学。至于有了这种自由是否能安顿心灵，那也取决于你怎么理解安顿，花岗岩也是安顿，而我真的不太在意是否安顿，人生何其短，安顿了等死吗？

李敬泽：非常惭愧的是，我至今也还没有尽义务。当初组织者一说，我是很积极的。忙忙碌碌，要紧的事倒荒芜了。今年一定去一次。它的意义是不用多说的，但老实说，我想的主要不是我能给人家什么，而是，我自己会从中得到很多。现在的知识分子，包括我，生活在大城市，天天高谈阔论，我常常怀疑我们其实是没有现实感的，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无数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想什么。所以，我不是想去教育人家，我想去受教育。但是我真的想不清我能给孩子们说什么。告诉孩子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吧走吧，意义在远方？或者反过来，告诉他们，意义就在这里？可是我说完了就走了。我真的很困惑。

李敬泽：孔子说五十知天命，那是春秋时代，那时平均寿命大概超不过三十，你都活到五十高寿了，还没有活明白？现在五十离知天命还远着呢。就我来说，我没觉得自己曾经逆天而行，我想我至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并没有很执著地去选择什么，去成为什么。当年在大学，全班都是文青，只有我不是，连一首诗也没写过。结果呢，三十年后相遇，还搞文学的，我们班也就剩下我了。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毕业分配时给了两个去向，一是作协，一是军队，在军队不能睡懒觉是个大问题，于是去了作协搞了文学，去了就从没想过改变。我想如果当初让我当会计，我也会好好干的。所以现在，人到中年，依然是随遇而安，行当行止当止，随便着，同时把手上的事做好。

至于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等等，我不太深想。孔子说，未知生，安知死。我并不怕老，有一年在伦敦，有时会在街上看见一位老先生，很老了，快走不动了，但穿着笔挺的西装，别着一朵鲜花，就那样从街上走过。我看到他，总是无端地觉得好，就这么洁净、体面、从容地老去。

[众人谈敬泽]

文学上他是怒目金刚，生活中他侠骨柔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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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 （文学评论家）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持重、得体、有见地、酒量好。面对面交谈时，会发现他未必是话题的发起者，却常常是把话题引向深入的人。他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一个沉思者的姿态。他说，伟大的批评家身边应该站立起一批巨人，而不是尸横遍野。这话一直对我有启发。

他最为可贵的一点是，即便身居要位，也不失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自尊。他持续地在阅读、思考、观察社会，这成了他最为醒目的标识。他是一个自我控制力极强的人，看得出，他绝不做欲望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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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平阳 （诗人）

文学上他是怒目金刚，生活中他侠骨柔肠。与敬泽交往始于1990年代末期。当时我从云南建工集团借调到《大家》杂志做编辑，我去北京和他到云南，都能见上面，喝杯酒，说些不着边际的话。第一印象？当时他已名满天下，前呼后拥，很威风的样子。但私底下，文学的话题被抛到一边，喝酒他也没什么节制，说话也常有粗口，我便觉得造出来的神灵其实还是个活泼泼的人。

有一次，在某地开一个研讨会，当地文联找到我，说想以人才引进的方式把我调到他们那儿去工作，开出的世俗条件很不错。我还没开口，敬泽抢先对文联主席说：“雷平阳哪儿也不想去，他热爱云南。”他没问我的意思，代我拒绝了。这事印象深。

我与他亦师亦友，我与其处没正经，他也乐得松弛。2006年华语文学盛典颁奖，我获诗歌奖，用普通话致答谢词，台上下来刚好坐他旁边，他伸过头开口就说：“你这傻帽都讲了些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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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 （作家）

李敬泽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现世少有的安静的人，一个不着急、随遇而安的人。他抽烟厉害，酒能喝点，见过他微醺，没见他烂醉。他一般健谈，不抢话，也不冷场。从来没听他说过荤段子。他给我写过序，而且在多个场合提过我，但是从来没做过什么深刻剖析。我觉得这就对了，我看到一个真正的好东西，最爱说的也是：好东西，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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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 （作家）

李敬泽是一个敏锐的人，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他都有足够的前瞻性，非虚构的提出就是这样的。他的阅读量惊人，海量的阅读帮助他建立起了很纯正的美学趣味，我信任他的趣味。我说过，信任有多种，但是，美学趣味上的信任是很高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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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乙 （作家）

文学评论几乎每个文学从业者都写过，但真正成家的无非是李敬泽、谢有顺、贺绍俊、张柠等十几人。能成者是将评论当成本身要献身的事业来做的，不能成者可能会将之视之为顺手的权力。

对具体的作家，李很少做苛刻评断，有时鼓励过多，反而让人觉得是好好先生。但是他假如一认真跟你说，问题是什么，就几句话说清楚了。这个极为厉害。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伤人。无论对谁都不伤人。即使是对别人真正的批评，也会处处做好维护，不至于使对方难堪。这和他与人为善的心地有关。目的是为了与人探讨，帮助人，倒不是为了和对方打架结仇。

与他结交的人的多是文学中人。文人相轻，都对他有好评（人前人后），说明他就是个纯粹的人。没有显见的私心，没有帮派意识，也没有教父情结。我想这就是他口碑很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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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淘 （作家）

第一印象，他像个侦探，抽烟的样子很酷，表情也比较桀骜，有一种能洞穿别人所有秘密的感觉。他其实不严厉，但是身上有种不怒自威的东西，初接触还是很容易被那种气场震慑住。慢慢才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他不知道自己气场那么强。

他的围巾都很漂亮，他的衬衫永远特别洁净。你能感觉到他是在很多方面对自我有要求的人，包括仪表。我们周围兢兢业业不苟言笑感动中国的人不少，像他这么又有才又有趣又有范儿，确实不多。去年我们编辑部的老主编、诗人韩作荣去世，他那种由衷的伤心，那种痛失兄长的痛楚，让我们又看到了他对人间恩义的记挂和为人的深情。

有一年夏天，编辑部商量着中午去吃火锅，以为他那天会去开会，也没人跟他说。后来他也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就阴阳怪气地暗示自己不开会，为我们不带他吃火锅不爽。然后我们就赶紧假殷勤啊，后来吃火锅那天他就第一个到的，坐在当时编辑部主任邱华栋定的位置上积极地等着我们。简直是有些孩子气，太不像“李书记”了。

还有就是他特别“抠”。编辑部开会投票，办公室主任就拿来一盒水性笔，发给大家一人一支。然后散会了，大家拿着笔要走，他说，等等把笔都收上来，别想画个勾就赚个笔。他就是在很多细节上特别认真，又有点活泼，是难得一见的有魅力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