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对于诗人，万事万物不过是材料而已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诗人

陈东东

诗人，作家，1961年出生并长期生活于上海，2 0 14年以来居于深圳和上海。1980年代初开始写作，最近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随笔集《我们时代的诗人》（2017）、诗文本《流水》（2 0 1 8）和诗集《海神的一夜》（2018）、《陈东东的诗》（20 19）。

「授奖辞」

陈东东在一个悠久、阔大的诗歌传统中，认领了许多来自南方的事物与意象。纯雅的歌吟里，有超然、孤寂、自在之思，亦有清晰可辨的现实讽喻。出版于2018年度的诗集《海神的一夜》，记录了诗人几十年来的写作印迹，那些渴望在世界落实的声音，源于一种壮观的听觉想象力，更得自语词的神秘构成。含混的诗意，幽闭的心事，不知所终的自我询问，在重铸抒情、象征与冥想风格的同时，陈东东也以怀疑主义的笔法写下了新的意义地图。

「获奖感言」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写诗的时候，我们的语言、思想和现实，正处在一种毒化造成的后果中。写诗即投身诗人的自救，诗歌的自救；写诗，我认为，也是以诗人的自救和诗歌的自救，去“救救孩子……”。很大程度上，一种意志经由语言的钳制、阉割，戕害思想和现实；诗人这种健全语言的守护者、自由语言的倡导者，诗歌这种秉承语言的方式、传诵语言的方式、更新语言的方式和创造语言的方式，则能够抵御进而消除这毒化。

相对于企图用诗歌干涉时宜、以诗歌介入世务的诗人，有些时候，我大概更关注写下我诗歌的这种语言，更关心如何开掘、拓展、升踰和飞翔语言于诗歌的境界；我相信，诗歌对语言的干涉和介入，并不会无效于思想和现实。语言自有其思想和现实的侧面，对语言的关注和关心，不会不来自这样的侧面。而诗歌之光透过三棱镜，播撒开来更丰富的语言、思想和现实。对我来说，仅去追寻所谓人与世界的唯一真相并不足够，诗歌的魅力，在于无限虚构称之为幻象的真相的能力。

我曾经说：“我不准备一以贯之。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想法并不像表面上那么不同和对立，很可能它们只是各个侧面和层次———厅堂接通好几处走道和楼梯。”我谈的只是一个片面（并不以此排斥另外的片面），它清晰地呈现在《海神的一夜》这本我的短诗结集，这个我很重要的写作部分。“要是我有什么确定的想法，”我又曾说：“那大概就是，我选择以写作度过我这辈子……”。

我一向是个写作中的诗人，所以我会这样写道：“在几次写作停歇的时候，我想起写作作为我日子的延续，大概只有一条道走到黑把我带走……不过，除了对写作前途的黑暗意识，也许，你还抱有从黑暗的隧道里终于穿过，站到亮光底下的梦幻吧。这么想的时候，我大概还是把写作视为一种行为化的信仰了（生活不可以没有其核心？）。———许多写作者的确站到过这种穿越了黑暗的亮光底下，然而，他们的眼睛却有可能会被过分猛烈的强光给刺瞎。对这样的穿过，我早已不作指望。我想我能够就着从隧道高深顶端上某个小天窗透进的不明所以的稀薄幽光，坐下来慢慢写，一直写下去，就应该感谢了……”。

南都：《海神的一夜》是你自己编选的短诗集，这四十年来你写作的短诗总体有多少？在遴选时依据什么标准？

陈东东：我认真开始写诗，去成为诗人，是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那是1981年，我二十岁……将近四十年，估计我写了不下八百首短诗（一多半写于1986年以前），能够保留的，被保留在《海神的一夜》里的，一共216首。我大概没有办法以通常的什么标准衡量和取舍我的诗，就像我无法一手提起正称着我体重的那根秤杆。我企图以一种外在于那些诗的严格态度挑剔它们，却实在很难做到———一个从内在性出发去写作的诗人，免不了会以其写作的内在性编选他的诗集，何况，这么一本诗集要收录的，还有他过去的生活，过去的生命。我追寻不妨称之为“无限”的诗歌灵魂或灵魂诗歌———在编选自己诗集的时候，我容易厌倦的眼光并不乐于容忍那些，比如说，仅对我个人有纪念意义的诗作。

南都：钟鸣说，你的诗歌在2000年以后，由单纯的叙述转变为结构复杂的双重叙述，体现出一种“多元的思维方式，包括思想推演过程”，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陈东东：这个世界竟然这么多变，这么复杂，身处于这个世界，不过是这个世界一分子的你，就没有办法不去多变，不去复杂。我认为我仍葆初衷，我的感知系统、知识结构、语言意识、诗歌观念也仿佛是当初的，而它们的确已很不一样（还不是所谓较以前丰富了）。我不是表演突变的诗人，不过我知道现代诗的写作是随物赋形、随机应变的———调式的多样，叙述的多重，结构的繁复，声音的繁杂，这是思维方式、思想推演所致，是你和世界的进展所致。

我倒是更愿意不变，我尽量勉强自己，只做稍许的改变，心想这样能够挽留住一些什么东西，或多挽留一会儿。另外，我会觉得，那种反应太快、太聪明的变化过于轻佻了。你不能因为时代轻佻，就以轻佻的诗歌去对称。但显然你和世界在变，你的写作无法不变。

南都：《过海（回赠张枣）》是一首非常摇曳的诗，海怪、信天翁、康拉德、张枣和你自己，在诗的想象中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

陈东东：1999年张枣写了《大地之歌》赠我，第二年夏天我们一起从上海乘船去朱家角玩，我在岛上写了《过海》回赠他。这种特意的对应和对称，有点儿当真，也有点儿戏谑。诗里面提到的海怪、信天翁、康拉德、跳舞场、镜花缘等等，皆有出自张枣的本事和来历，嵌在诗里，也是一半当真，一半戏谑吧。张枣主张对话诗学，追慕知音传统，我回赠他的《过海》，在这两方面都有所针对，同样既是当真，也是戏谑。你说这首诗“摇曳”，可能与此有关。……前面我也说了，我是个不考虑读者的写作者，那么，是否有所谓“知音”，我都一样去写———摔琴是太撒娇的事情———在我看来，诗人只配越写越孤独。

南都：我个人最喜欢的是2010年以后的《宇航诗》这类诗作，体现了当代诗的柔韧度和复杂性。可否谈谈当时的写作灵感？

陈东东：有一些对日常之诗的强调，反而把日常给狭隘化了。日常除了具体琐屑实际当下的方面，也还有壮阔超拔奇幻和天马行空的方面。那些多梦的人、想入非非的人、箴言研读者、爱乐者，再比如说宇航员，他们的日常里，就会有梦幻、遐想、哲思、音乐或宇宙舱。《宇航诗》的触发点正在于日常。诗歌就是生活，《宇航诗》也违背不了这个定义。那年新视野号经过冥王星是一大新闻，《宇航诗》的写作跟新视野号的被报道有很直接的关系，但它更缘于一个记忆，诗里也提到了这个我儿时对动物园的记忆。

写诗的时候，我不会排斥任何材料，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对于诗人，万事万物不过是材料而已。思绪、想象和言辞是材料，你的经验也是材料，尽可纳入写作之中。我不知道可以将经验分成多少个方面，也不清楚自己通常是把经验的哪个方面用于诗歌。我学习过里尔克的定义：诗是经验。我更喜欢沃伦的表述：诗歌就是生活。

南都：在《海神的一夜·跋》里，仿效但丁《神曲》开头所述，你将这三十六年的写作生命的总结称为“中途小歇”，那么你觉得从诗歌那里、诗歌从你那里分别获得了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您可还需要自己的贝雅特丽齐和维吉尔？

陈东东：诗歌即我的贝雅特丽齐加维吉尔———既是我的精神恋爱对象，又是我的教导者———所以，我能从诗歌那里获得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在未来岁月里，它当然仍是我之所需。而我并不知道，诗歌需要从我这儿获得什么。

南都：和《海神的一夜》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长诗《流水》。如果“短诗写作是最根本性的写作”，那么长诗的写作又该如何定义？

陈东东：长诗写作也是根本性的写作，这对一个只写长诗的诗人来说更是如此。我只是就我写作中这两种体裁的比较而言，觉得短诗于我是最根本性的。

南都：臧棣曾说你的诗歌是“汉语的钻石”，钟鸣也认为，你“对词语冒险的兴趣，显然大于对观念本身的兴趣”。你是否会使用那些已经“死去的词”或者“转瞬即逝的词”？什么词语的光芒会击中您？

陈东东：刚开始写诗的时候，我会去找我喜欢的词，讨厌和弃用另一些词。但那是趣味，不是方法。后来，1989年到1996年间，我写了一组诗（都不分行，所以我称之为连行诗），《七十二名》，其中每一首的标题是我诗中用过的一个名词。我没有想以此列一个自己的写作词汇表，只是去触摸或擦拭一下这些曾经用过和很可能仍然会用的词。我说了，现代诗的写作要随物赋形、随机应变，我运用词语也大致如此。我并不认为有什么“死去的词”，当你恰切地用到一个词，这个词就会醒来，而当你用词不当，这个词在你的笔下就是“转瞬即逝的词”。一个词来到了仅属于这个词的上下文之间的位置，它就会焕发出它的光芒。

南都：除语言以外，还有什么对一首诗的成立至关紧要？

陈东东：我认为，是要有比既有语言更真切或更虚幻，更深刻或更广泛，更具感受力、理解力、洞察力、想象力地，重新甚至全新地翻译人与世界的意愿。

南都：最后一个问题，成为一名诗人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陈东东：是一种命运，由自己选定的，要去自我实现的命运。写诗就是立命，立命在先，安身其次，这跟许多人相反，的确更为艰难，但这是你选定的命运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