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被剥夺的力量——专访斯坦福性侵案受害者香奈儿·米勒

“如果你是唯一一个坚持己见的人,你大概率会觉得自己疯了,而当大多数人都这么想(觉得你疯了)时,受害者就更容易保持沉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北京

责任编辑:周建平

图/Mariah Tiffany

香奈儿·米勒 (Chanel Miller) 1992年生,1/2中国血统,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文学学士,《时代》杂志2019年度“未来百大影响力人物”。作为“斯坦福性侵案”受害者,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 《知晓我姓名》一书并于2019年出版,中译本于2020年8月出版。

2015年1月,22岁的香奈儿·米勒参加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派对时在户外空地上被性侵。更确切地说,在医院醒来后,她被告知有人性侵了她。她以一种无知无觉的方式,近乎赤身裸体地被抛进这个故事——一个在接受检查时、在警察询问时、在法庭上面对三百多个问题的质询时、在一次又一次被迫讲述时才慢慢拼凑出来的故事。

率先走向公众的故事版本是:《斯坦福日报》“警察日志”版块的一条要闻写道,“周日,1月18日,凌晨1点,一名男子在洛米塔路附近因强奸未遂被逮捕并送往圣何塞监狱。”在新闻中,她第一次得知侵害者的姓名:布罗克·特纳。这位在斯坦福大学读大一、三获全美高中游泳冠军、在两项自由泳比赛中保持州纪录的白人男性,是报道中的绝对主角——他星光熠熠,仿佛“强奸未遂”只是他无量前途上一颗微不足道的绊脚石,一个微小但终将被清除的路障。“如果特纳被定罪,这名2012年伦敦奥运会美国选拔赛参赛者可能面临最高十年的监禁。”

而在这样的叙述中,香奈儿·米勒是喝了两杯威士忌、两杯伏特加,和姐妹一起走出兄弟会派对后晕过去的寂寂无名者。“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兄弟会做什么?”“她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她不是很享受吗?”——他耀眼而可怜,是不小心犯错但终将迷途知返的少年;她黯淡而不值得同情,是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做出了错误举动的女性。

在香奈儿·米勒围绕此案写成的《知晓我姓名》的前言中,她写道:“过去的生活离开了我,而新的生活开始了。为了保护隐私,我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我变成了埃米莉·多伊。”香奈儿·米勒和埃米莉·多伊开始频繁地相遇又躲闪、和解又碰撞、缴械又缠斗。前者希望回归正常生活,努力工作好好恋爱,在父母面前“扮演”曾经那个乖巧温和的女儿,在妹妹面前继续做那个会照顾人的姐姐。后者却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探出头来提醒她,所谓的常态不复存在。

接下来的一年中,她反复在律师、检察官、法官、警察、陪审团面前回到2015年1月的那个晚上。2016年6月3日,法院给布罗克·特纳的判决是“在县监狱服刑六个月”(他最终只服刑了三个月)。法官珀斯基量刑的理由是,特纳年轻且没有犯罪前科,“恐怕坐牢对被告有严重影响。”特纳的父亲则在法庭中陈述:“他的一生再也不会如他所梦想的那样,他曾经为梦想如此努力。他青春韶华因20分钟的行为而毁于一旦,这是非常沉重的代价。”也是在这个法庭上,香奈儿·米勒,以埃米莉·多伊的身份宣读了自己的受害人影响陈述。

“你不了解我,但你曾进入我,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在这封长达12页的、7316字的受害人陈述中,香奈儿·米勒这样写道。这篇陈述在2016年9月被发布到新闻网站Buzzfeed上,四天里有近1100万人阅读(后来达到1800万)。9月30日,时任加州州长杰里·布朗紧急签署了两项严惩性侵罪犯的新法案。2018年6月5日,该案主审法官珀斯基以本地62%的投票被罢免。

来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界的回响给了香奈儿·米勒继续抗争的动力,同时让她意识到,有必要“潜入更深的地方,回到原点”,“需要倒退才能再次前进。”

她回顾在法庭上如何看到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被放大、被定格。她观看自己,像是在观看一个被肢解的他者。她还回顾自己如何像一只被诱捕的小动物,逐步走入辩方律师用层层密布的话语和设问为她设下的“圈套”。在一次次的讲述中,在一次次与制度以及权力机关的对垒中,她一点点发现系统的裂缝和问题——“问题出在系统身上,而不是我身上。”

她回顾家人和爱人如何以最大程度的爱和耐心陪伴她、包容她、安慰她,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如何声援她、支持她、鼓励她,有人向她敞开心扉,说出类似的经历和感受。这些身边的陪伴和遥远的回响让她一次次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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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梁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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