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李永萍谈农村婚姻家庭转型:彩礼、“老实人”光棍、婚配权力变迁

“以前父母主导的比较多,父母会觉得他整体不错,你为什么只看重性格,父母就可以去操作。但现在父母在子女婚姻中的主导权越来越弱了,大部分地方都是自由恋爱,父母能干预的空间很小,年轻人聊不来,就是不来电,父母想强制要求都不可能。”

(本文首发于2021年12月23日《南方周末》)

发自:北京

责任编辑:邢人俨

2021年5月1日,在广州工作的青年回到家乡江西婺源举行当地习俗的婚礼。 (视觉中国/图)

从2012年开始去乡村做田野调查,李永萍九年来走遍了全国各地,一共进行了七百多天的驻村调查。她和研究团队通常在村里住下,每次待上二十天左右,每个人关注的主题不同,李永萍侧重家庭问题。虽然话题有一定私密性,但熟悉之后大部分村民都愿意交流。

李永萍从小在四川农村长大,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现在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她成长阶段的乡村面貌和调研时所见大不相同,既有时间变迁的因素,也有不同地区的显著差异。

她沿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教授所提出的分类,将全国区域大体划分为三种:一是宗族性地区,江西、福建等部分华南地区,还保留了祠堂、宗祠、族谱等宗族传统;二是原子化地区,如西南地区、东北农村等,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不强,不像宗族有血缘深厚的连接;三是小亲族地区,例如华北农村,亲兄弟之间关系紧密,构成小亲族或户族,又不像宗族那么强大。

打工经济冲击了乡村社会的旧有面貌,农村婚姻家庭模式发生着变迁和转型。天价彩礼、光棍、上门女婿、两头婚等热点现象近年广泛引起讨论。李永萍将她的研究随笔集结成《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2月16日,围绕农村彩礼、光棍成窝、婚姻失序、打工女性回家陪读等现象,李永萍接受南方周末专访。

本地婚姻会推高彩礼

南方周末:你成长年代的农村和后来去调研的乡村社会有哪些明显不同?

李永萍:中国农村最近这十几年变化确实挺大的,而且每个地方的区域差异也很大。比如老年人的地位,包括家里的代际关系,我老家是四川的,四川那边父母对子女的代际责任不是那么厚重,父母的压力不会很大,但是我到华北的河南、山东这些地方调研,华北父母的代际责任比较重,在子女的结婚上压力很大。

南方周末:不同地区农村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参与度是怎样的?

李永萍:河南、山东在华北很典型,婚姻成本大部分都要靠父母支持,彩礼比较重,买房等其他婚姻成本都比较高,所以父母对子女提供了较多经济支持,自然对子女婚姻的介入就会多一些。这种介入还包括父母可能还会比较积极地去帮助子女寻找婚配对象,帮忙相亲介绍,这些在华北都比较普遍。前两年在华北调研看见,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很多是父母帮忙托人介绍或相亲认识的。虽然不是完全由父母包办,介绍之后还要看两个人能不能合得来,但确实有父母介入。

在我家乡四川或是西南一带,父母对子女的婚姻介入度比较弱。一个是父母不用承担很多婚姻成本,有条件可以支持,但是如果没有或者不愿意,可以少支持一些,没有刚性的责任。另外,在西南地区自由恋爱比较多,更多是子女自己去找,打工时在外面找。

南方周末: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婚姻成本会相差这么大?

李永萍:从我调研的情况来看,彩礼的数额有很大的差异,总体来看,华北农村的彩礼比较高,河南比较典型,河北、西北等地普遍比较高。近几年的标准,一个儿子的家庭至少是十几万,如果这个家庭有两个儿子,女方肯定提出更高的彩礼,两个儿子一般是二十万起步。除了彩礼之外,很多要求买房,比如在县里或者镇上买房,买车也成了标配。但是在华南农村,我们称之为一些还带有宗族性传统的村庄,像我调研过的江西寻乌、广东清远、福建一些内陆地方,彩礼总体来说不是很高。我2019年暑假到江西寻乌调研的时候,那里的彩礼就是两三万,甚至一两万,整体保持很低的水平。

云贵川这些西南地区,彩礼也很低,有些地区甚至没有彩礼的说法,不是说非要给彩礼,有些是因为婚姻圈已经扩大了,慢慢这些地方的人知道了有彩礼的说法,开始提出这个,但并没有一个刚性的标准,通常是根据情况,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总体来说也不高,可能四五万、两三万。

南方周末:为什么有宗族性传统的村庄会维持较低的彩礼?

李永萍:在宗族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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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游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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