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爽：在小说中，造一艘驶向月球的船

（受访者提供/图）

和记者去贵州小城调查溺亡案，与一对父女跟团到莫斯科旅游，在广州城中村附近寻找萧红的墓碑，在新加坡的植物园里遇见追寻父亲故事的儿子……在新小说集《月球》里，郭爽让角色们到各地漫游，而在现实中，这本书的写作伴随着她的迁徙、家人的离世和疫情的暴发。

2022年11月，郭爽凭借《月球》第二次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这是她出版的第三本书，也是她的第二本小说集。“《月球》的叙事空间是多维的、流动的，人物往往不在‘此处’，也不拘囿于一地，而是在不同的空间之间来回穿梭，时间亦随之压缩、扭转、变形。”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曹霞评价。

大学毕业后，郭爽做了十年的记者和编辑，曾供职于《新快报》和《南方都市报》。刚进入新闻行业时，她去的是突发新闻部，经常在清晨接到新闻爆料电话就往事发地赶。她消化着广州城里的各种社会新闻，把冲击力很强的画面转化成“读者可以接受的信息”。“去了案发现场，有时一无所获，有时拿到点东西回去写，最后被主任压缩成一条几百字的消息。”业余时，她用笔名“米亚”发表虚构的小故事，描摹那些她在跑新闻时和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广州小市民，这些故事集结成《亲爱的米亚——在广州遇到的七十九个故事》一书出版。

十年里，她用本名写新闻，用笔名写小说。“很怕别人在我面前看自己写的故事，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她说，笔名“米亚”代表了一个脆弱和害羞的自己。

2016年郭爽从报社辞职，成为一名专职的小说写作者。第二年她的作品《拱猪》获得台湾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她从“米亚”这一掩体中走出来，以本名郭爽面对读者。渐渐地，她有了更多的约稿，开始接受越来越多的媒体采访。在播客和视频里，郭爽声音温和、平稳，讲述自己如何从新闻工作者转向全职作家，如何在虚构故事中处理个人经验。

30岁之前，她一直朝着远离家乡的方向奔跑。从17岁离开贵州到厦门读书，之后在广州安家立业，郭爽觉得自己就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着往前走。在经历媒体行业的剧变后，又被迫停下，去反思自己曾经陷入的集体话语，回望童年时代的山野、小城和家庭。她试图在虚构的世界里打捞这些碎片，弥合个体的痛苦和喜悦。

2022年10月，郭爽接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作者专访时，说自己的前两本书都比较多地在写想象的别人的故事，到了《月球》她开始不再绕开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我是谁’不是简单的身份证上我是‘郭爽’，而是一种认知的能力，你能够认识自己到什么程度。”

写完《月球》后，郭爽感到她局部地完成了自己。“我可以回到老家的房间，邀请年少的我去银河边了。我们握手，她会触摸到我手上为凿木造船而长出的茧。”在小说中，这艘船将驶向月球。

以下是郭爽的自述：

“虚构的能量能给故事带来什么”

2019年底，我爸生病住院，之后新冠疫情暴发，我开始写小说《挪威槭》。他被困在病房里陷入昏迷，而我也被困在家里。我就想和他再去旅游一次吧，就写下了一对父女的俄罗斯之旅。因为有疫情，我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每天只能在医院病房和核磁共振室这两点间移动，被迫熟悉了医院的每一栋楼、每一台检查的机器，以及父亲的每一根手指。虽然被迫保持静止，但人不可能停止运动，思维的运动、情感的运动也是运动，你还是在带着这些东西往前走。这些事情虽然折磨人，但好像因为我在写作，所以也留下了一些东西。

《月球》这本书有三分之二是在疫情的影响下写出的。最先写出的是《月球》，接着是《消失的巨人》和《离萧红八百米》。

2020年夏天，那时我已经从广州搬到了上海。我在广州住了14年，根本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搬离，也没想过之后会在上海待多久，一切都是这么临时。离开珠三角时，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东西落幕了，可能是个体的，也可能是时代的。那个夏天我写了小说《换日线》，这篇是一个分界点，这个故事是以香港为背景写的。我当时觉得一切都摧枯拉朽又转瞬即逝，如果不赶紧写下来那种感情我自己都会忘掉。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2005年，去做采访，那时候还不会讲粤语。我在宾馆发传真时只能讲英语。香港和广州都是有热带丛林感的城市，但广州对我来说更平民，它有那种更传统的宗族的力量。那时两座城市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