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梅谦立：在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之间

费利斯·比托摄于1860年代的中国，现藏于盖蒂博物馆。（资料图/图）

纪录片《海上来客》里，法国人梅谦立翻开一本《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寻找第一艘访华的法国船只“安菲特利特号”的蛛丝马迹。通过书信的记载，梅谦立知道，在1698年，这艘大型三桅木帆船从法国西南部港口拉罗谢尔启航，在广州的天字码头，受到了广东官员前所未有的隆重接待。

梅谦立已经在广州生活了16年，他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西学东渐文献馆副馆长、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梅谦立认为自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欧洲汉学家，因为他们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而“中国是我的环境和氛围”。或者说，相比那些生活在欧洲的汉学家，梅谦立已经是半个中国人，多年以前，他就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利玛窦是他追随的先哲，也是他重要的研究对象。他以21世纪的方式，拿到了利玛窦的“中国绿卡”。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写过一本《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书中记载了利玛窦在北京被中国式饭局文化所累的细节“：很快他就陷入无休无止的宴请当中，经常一天内就有三四回。到此时，寻求旁人的接受已不是问题……这位耶稣会士出入此类场合‘，纵情吃喝’，无须过多怀疑，无休止的社交活动对利玛窦造成了极大损害。”

但梅谦立很享受广州的早茶，与学生和同事边吃点心边聊天，是一大乐事。不过，在更正式的饭局上，同席的人如果一直把话题聚焦在聊酒、劝酒上，则会让他感到无聊。梅谦立生于波尔多，无疑，这让他承担了谈论红酒的过多义务。

2019年，梅谦立出版了中文专著《从邂逅到认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相遇在明清》。2021年，他参与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家孔夫子》面世，这是17世纪奠基性的汉学著作首次加以注释译回中文。西方传教士柏应理等人把《四书》中除《孟子》以外的三部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翻译成拉丁文，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成为当时欧洲介绍孔子及其著述最完备的书籍，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得以从中认识中国和中国哲学、历史，也从中寻找到新的政治启示、新的宗教和伦理道德观，一场持续三百多年的对话由此展开。

梅谦立（Thierry Meynard），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学东渐文献副馆长，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儒联理事会理事、北京中国学中心董事、澳门利氏学社会员、华裔学志顾问委员。主要研究中西思想交流。专著有《从邂逅到认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相遇在明清》（2019）、《耶稣会对孔子的阅读》（TheJesuit Readingof Confucius，2015），主编《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四卷，2021）。

广东人首先学习新知识，使其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在利玛窦造访中国的过程中，澳门是重要的入口和驿站。如何评价澳门在中西文化互动中的地位？

梅谦立：澳门的角色当然非常重要。在中学西传方面，传教士在中国写了很多的书信、报告和著作，都是经过澳门送回欧洲。那个时候的国际语言是葡萄牙文，现在我们比较习惯用英文作为国际语言，可是在16世纪，外国人在亚洲沟通，不论是商人、军人、传教士，都使用葡萄牙文。澳门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这些书信用葡萄牙文书写，然后搭乘葡萄牙的船只到里斯本，送到欧洲各个地方，特别是罗马。

再看西学东渐，澳门有一个耶稣会士叫金尼阁（Trigault），1619年从欧洲返回中国，带来一个庞大的图书馆，包含几千册书，都是欧洲出版的有关科学、数学、医学、哲学、神学等的著作。这些书1619年到达澳门后，也从澳门传到中国的北京、南京、杭州等耶稣会士驻地。所以，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学西传，还是西学东渐，澳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

还可以把澳门放在东亚、东南亚的框架里，因为那时候的澳门作为枢纽，不仅仅连接起中国跟欧洲，也跟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地有很重要的交流。特别是在日本的耶稣会遭遇破坏之后，耶稣会在东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澳门。另外一方面，澳门不光跟葡萄牙，也跟印度果阿、非洲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南美的巴西形成了另外一个葡萄牙帝国的网络。

南方周末：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刘志伟教授说，中国的近代如果从葡萄牙人在澳门活动算起，长达五百年。晚明，西方传教士从澳门进入中国；清代，澳门的欧洲商旅聚落的存在，促成了一口通商的“广州体系”；当代，在港澳带动下，珠三角成为改革开放的一线。澳门这一大航海时代偶然形成的小小“橱窗”和“玄关”，极大改变了广东的历史走向。是否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