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 | 忆严文井

严文井（图右）与叶圣陶参加作家座谈会。

一

严文井和孔罗荪一样，都当过作协的领导，也属于知识分子气比较重的干部。没办法，我就是容易和这一类型的领导走得近，话说回来，气味不投的，我不会去接近，只会躲。

认识罗荪是因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过南京作协的领导，走得近起先是因为巴金的关系。认识严文井则是我从东德回来以后，在《雨花》当“特约编辑”的那段时间。1958年5 月，严文井到南京，江苏文联和《雨花》在玄武湖开了一个座谈会，也可以说是欢迎会。他当时是《人民文学》的主编，还是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书记。这些身份我都是因要参加这个座谈会才知道的，但“严文井”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他是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我恰好开始对儿童文学感兴趣，自然有对名作家的仰慕。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抗战时去延安的，在那之前就小有名气了。他的童话很有名，但并不是只写儿童文学，我就挺喜欢他的散文。

头一次见到严文井，对这个人就大起好感。他穿一件浅米色风衣，很帅气，两只眼睛很大，称得上“炯炯有神”，双眼皮特别明显。我觉得他很儒雅，文质彬彬，谈吐不凡。没有官气这一点和罗荪是一样的，但他比罗荪显得干练，说话有气场。座谈会最后是自由发言。这种场合，原本是没我说话的份的，我只是个没有编制的“特约编辑”，等于临时工，而且我在和朋友聊天时话多些，这种比较正式的场合都是往后缩的。但我见到自己欣赏的人就容易兴奋，有说话的冲动。那天我居然发言了，还是主动的。

我不会说场面话，说的是一点想法，就是文艺界领导不大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很平常的意思，根本说不上什么火药味的。我不知道，那样的氛围里，不净说好话，而且是在省作协、《雨花》的上级面前，有一点点提意见的味道，就会显得“冲”了。这是后来有人提醒我，我自己并没意识到。当时我只觉得，严文井看上去对我的话挺有兴趣的，马上就扭头和坐旁边的人嘀咕，估计是询问这是何许人，也许有几分诧异这人调性怎么有点奇怪（成为可以谈心的朋友之后，他直说我有时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我对严文井的好感还让我起意让人带赵蘅去见她崇拜的“严伯伯”。赵蘅从小喜欢写写画画，后来学画画了，但一直对写作是向往的，而且勤奋得很，我也鼓励她多写，赵瑞蕻在东德、我还没去的那段时间，和他通信，我都是让赵蘅代笔，她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我挺高兴。《莫斯科-北京》里的不少内容，都是从她的记录里来的。她对作家有一种崇拜心理，严文井是名家，更是崇仰了。但她胆子特别小，认生，见了生人往往是一声不吭，只怯生生地盯着人看，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跟她说话她也不接，弄得熟人开玩笑说她是“小哑巴”。照说她和同龄人相比，去过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还出过国，算见过世面的了，可是天性如此，仍然是怕见人。我都托好了人带她去了，她就是不肯去，弄得我要发脾气。

严文井著《印度，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结果还是没去，让人带了一本《印度，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去请他给赵蘅签名。那本书是严文井随团访印度写的散文札记，一看书名就知道，应景的，但对象是孩子，就特别一点了。我附了一封信，说明情况，无非是赵蘅害羞，不敢来见，希望得到他的题字签名之类。他在书上写了几句话：

你决定了吗？将来你打算更多用自己的耳朵，眼睛，还是手呢？是什么使得耳朵尖，眼睛明亮，手敏捷呢？想吧，想吧！每天想一千个问题，可是不能害羞，因为害羞会妨碍行动。 严文井

他是儿童作家，知道怎么对孩子说话，同时也看得出来，他不是敷衍了事，签个名拉倒。那本书赵蘅一直存着（好多年后去印度办画展拿出来特意带上），不然我也想不起他写了些什么了。赵蘅找出时还发现里面夹着他回复我的短信，应该是我看后随手夹在书里的。从短信里的内容可以推想，和信一起我还附上了赵蘅的一篇习作，请他提提意见。应该还说了赵蘅又想当画家又想当作家之类，他在书上写的几句话是针对那些说的。

二

这可以算是和严文井通信的开始了。现在看来，他当时说起来算是身居高位，我只是在《雨花》打打杂，之前又并不认识（杨宪益名列《人民文学》编委，他们彼此应该认识，但我没想到过这一层，也不会提起。他们成亲家，杨宪益次女嫁给严文井儿子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有点冒失的。但我完全没意识到，有好感就接近了。那个时候，关系可以就这么简单。

和穆旦、黄裳、萧珊这些老朋友相比，我和严文井的通信不算多。我肯定是从他的善意里得到很多鼓励的，不然也不会接下来就给他写信。我寄了几篇写孩子的习作给他。前面的附信不算，我这第一封信是向他请教的，也寄了自己一篇什么文章给他。他自己看了，赞许说文笔很清丽，也给其他人看过，别人误以为是个小姑娘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