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弱书生”就不够“男人”吗？中国男性气概的流变

《西厢记》中的张生与崔莺莺。（受访者供图）

在爱情主题的元杂剧中，《西厢记》是举世公认的代表作。它根据唐代元稹的《莺莺传》改编而来，是中国古代戏剧中描写自由恋爱的经典文本。全剧主要讲述了书生张君瑞（张生）与崔相国之女崔莺莺在经历波折后，终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终成眷属的故事。

这一简介折射出当代人如何用现代浪漫爱情的观念理解一部元代戏剧，但它遗漏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关键细节。其一是张生这个角色的特殊之处。他被刻画为一个气质优雅、文采飞扬、多愁善感、耽于情爱的才子，这些个性特征为后世的“才子佳人”戏剧小说中的男主角所承继，历经数世纪，被定型为中国南方精英文化中的典型男子气概话语。在前现代中国，“情”是具有颠覆性的，“才子佳人”作为一种爱情故事是非正统的，才子也因此是一种非传统的男性形象。

其二是张生的爱情对手郑恒通常作为张崔爱情故事的背景板被略去，其实他在故事中起到了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作用。《西厢记》的最后一本戏在文体风格和立意上都明显背离了前四本戏。张生高中状元，却不料病倒滞留京城，给了郑恒可乘之机。郑恒是与崔莺莺门当户对的官宦人家子弟，他四处散播谣言，说张生已在京城做了乘龙快婿。崔母于是决定把女儿许配给郑恒，幸好杜将军及时现身出手相助，让张生抱得美人归。这一本戏看似有些画蛇添足，实则将张崔的异性男女之爱转换为张生与郑恒——贫穷书生与权贵之子——的同性社交竞争。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崔成亲与其说是自由恋爱的胜利，不如说是书生男性气质的胜利。

在《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一书中，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宋耕如此描述张生、崔莺莺和郑恒构成的“情欲三角”：“这种同性社交话语有助于稳固儒家思想体系与主导性的男性文化。”宋耕从以张生为代表的“才子”形象着手，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男性气概。他指出，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概念是基于阴阳理论，在儒家社会等级和政治权力网络中建构出来的，而不是与女性相对立的，这与西方文化的男女二元对立有本质区别。他通过对“文弱书生”形象的分析，揭示了这种男性气概如何在文化多元性的角度下，挑战了西方的霸权男性话语。

《文弱书生》首次出版于2004年，是宋耕的博士论文。他小时候就挺喜欢传统戏曲，在电视上看了不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选择研究戏曲一是出于自身兴趣，二是受到导师的影响——他的导师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布莱希特戏剧，而且对中国戏曲也很有兴趣。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宋耕开始对“小生”这个角色感到好奇：“为什么在今天看来如此女性化的形象，却成了传统社会中‘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主角？现代社会的‘男性气质’又为何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按照宋耕的说法，他在性别研究约等于女性研究的时代，“误打误撞”进入了男性研究领域。

宋耕长期致力于从跨文化、跨学科、跨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性别文化问题。《文弱书生》出版后，他的研究方向转向当代流行文化和媒体中的男性气质。根据他的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男性气概与男性形象日益多元化，既受到商业文化、西方和日韩流行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亦依然对当代中国男性气概有着深远影响。

在他看来，了解“文弱书生”所代表的前现代中国性别话语，有助于理解和解构当今霸权式的男性气概：这种男性气概由西方所定义，以白人为中心、金钱至上，特别是强调男女二元对立、男性必须英武阳刚。身为一名研究性别文化的男性学者和一个儿子的父亲，宋耕认为他的研究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缓解了他自己对男性气概的焦虑，也让他对培养儿子有了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我希望读者读了这本书，也能够有所启发，有所改变。”

宋耕，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从跨文化、跨学科、跨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性别文化问题。（受访者供图）

男性气概是一种霸权，让所有男人心怀焦虑

南方周末：你是如何进入男性气概研究这个领域的，这个课题为何吸引你？

宋耕：1995年我本科毕业，到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我最早想做戏曲研究，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开始对“小生”这个角色产生兴趣：为什么那时的理想男性形象与我们现在差距那么大？性别研究在当时已经很火，我们系很多同学、老师都在做，但当时的性别研究几乎等同于女性研究。我认为男性也可以把男性作为一个性别来做研究。

我做了“文弱书生”的研究之后，周围很多朋友都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课题以前探讨的人不多，也算是误打误撞，在性别研究领域有了一个比较早的探索。

南方周末：《文弱书生》首次出版于2004年，至它被译介到中国内地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男性气概（特别是中国男性气概）研究领域有哪些其他重要的研究成果出现？

宋耕：男性气概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块，一个是前现代，一个是当代。“男性气概（masculinity）”的概念最早来自社会学，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研究，比如说问卷调查和访谈；我侧重的领域是文学、影视等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