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记忆的赛跑：“抢救民间家书”20年

“第二学期比上学期紧张多了，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早操、练声、上课、晚自习，每天都是夜里十二点左右才睡。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我从没休息过。我的基础差，时间就比别人宝贵多少倍……尽管这样，我业务上还是不行，我心里整天都是焦灼的。”

这是1977年3月19日，在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学习的敬一丹写给家人的信件。除了汇报学习，信里还谈到考试时突然发生地震、靠男生“作弊”帮忙获得妇女节拔河比赛冠军、观看电影《木兰花》……

信纸用的是“清河林业局革命委员会稿纸”。之前4年，敬一丹在黑龙江通河县清河林业局当知青，1976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得以进入大学读书。“走进校园，告别书荒，听到上课铃，眼泪都要下来了，很想把学校的一切见闻感受与家人分享。”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说。

敬一丹在抢救民间家书20周年纪念大会上现场捐赠家书。受访者供图

5月13日，在“抢救民间家书20周年纪念大会暨2025中国家书文化论坛”上，已是知名播音主持人的敬一丹，将这封信捐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下称“家书博物馆”）。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是家书博物馆的前身，于2005年4月10日启动，2009年落户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成立博物馆。如今，家书博物馆已征集收藏家书8万多封，九成是普通人家书，以及大量照片、日记、证件等延伸物件。

“家藏资料是第一手资料，抢救家书对存史的意义重大。”学者徐庆全说。在家书博物馆常设展览“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上，有一封1985年北京延庆县农民李仲坤写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弟弟的信，“昨天我到镇上买了一个30瓦的吹风机（按，此处指鼓风机），单价29元，现在做饭不用拉风箱了，吃水也不用去担了。”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生活变化的直观记录。

展馆角落处墙上的一封信，每每引来围观。那是1991年，一位去外地出差的父亲，用图画、符号、数字的组合方式给读幼儿园的女儿写的信，浓浓的父爱跃然纸上。参观者无不拿起手机拍照，并饶有兴致地翻译这封密码式的信。

展馆墙上1991年父亲庄严给女儿写的信。阿尘 摄

家书博物馆实际工作人员只有两人——副馆长张丁和助手张颖杰。20年前，在通讯方式从手写信向电子化过渡的阶段，张丁发起“抢救民间家书”行动，被称为“一场撼动中国人心灵的文化120”。项目经历重重波折，从民间走向官方，规模越来越大，但比起存量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有很多家书流向废品收购站。”张丁对南方周末说。有的珍贵家书被书商发现，进入拍卖市场，成为牟利的工具。今年58岁的张丁为此痛心疾首，又感到力不从心，“我们抢救的速度跟不上家书消亡的速度。”

“人家留了一辈子，为什么给你”

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体育场东侧，从艺术学院大门进去，乘电梯上三楼，就是家书博物馆。展馆旁边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屋子，是张丁的办公室。工作日的早上，他坐一个多小时地铁来上班。助理张颖杰住在河北燕郊，通勤更为辛苦，五点就要起床，先坐火车到北京站，再倒两趟地铁到学校，单程需要两小时。

这是一份需要细心和耐心的工作。接电话是基本日常，家书捐赠者往往会提前联系，介绍自己的家书，询问有没有价值，担心寄来给扔了。山东一位老人，断断续续“磨了近10年”，才将2000封家书捐赠。“人家留了一辈子的东西，为什么轻易给你呢？这是正常的。”张颖杰说。

几乎每天都有信件来，各公司快递员都是熟脸，对外公布的通信地址直接写家书博物馆，不用标明几楼几号。还有老人会直接上门送信，接待也是重要工作。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位老人，曾在外贸部工作，家里珍藏有数千封信件，他曾拖着买菜的小车，突然出现在办公室，捐上几包。

信件收到后，需要一一拆封、清点、登记，再和捐赠者确认，签订捐赠协议，重要的一条是“是否同意公开”，然后颁发收藏证书。“20年来，我们没有出现过一次法律问题。”张丁说。

张颖杰在展厅整理家书。受访者供图

电子邮件也是捐赠者和工作人员联系的方式，并常有意外收获。2024年，家书博物馆偶然收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