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去世：“我一直在不停地学习，所以我应该不会太俗气”

蔡澜在香港尖东帝苑酒店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蔡澜拄着手杖，坐下后，露出杖头上的小人笑脸。他曾为朋友买最精美的手杖，送得多了，研究手杖的学问越来越深。他开始收藏，如今已超过200支，这是他会花钱的证明之一。他的脸与香港各大食肆店内悬挂的合照相比，并无大变化。双目微张，红光满面，只是头发全白，以前手杖给朋友用，现在自己也用上了。

年龄并未消减蔡澜对电影的兴趣。他平均一天看一部。采访前一晚，他还在Netflix上看剧集到深夜。最近看了《罗马》，他拍手叫好。“导演阿方索·卡隆很聪明，通常导演拿奖以后，总要在大制作上下功夫。但他没有，他跑回家乡，用这么多制作费拍一部小故事，呈现他的童年，又把这个小故事放大。他可以把几条街都封起来，把整个海岸都封起来。把题材缩小再从里面放大就很聪明。”

这有些像篆刻，方寸之间雕琢出无限世界。篆刻是蔡澜的众多兴趣之一，与书法、画画等一同陪他度过了人生为数不多的灰暗日子，那段日子大部分存在于他从事电影监制时期。

蔡澜做了40年电影监制，从没封锁过整座城市，政府也不允许。他经历过的最大场面是，九龙城寨要拆的时候，他向政府申请，往九龙城寨里放了40部机器，买了几吨炸弹放在里面，边炸边拍，直到因飞机经过不得不停止。这些画面用在了成龙主演的影片《重案组》中。

电影从蔡澜出生起就和他有着紧密勾连。父亲蔡文玄是邵氏兄弟新加坡公司的第一位职员，兼营戏院。蔡澜家住戏院楼上，一探出头就看到银幕，从有记忆开始就一直看电影。长大了更狂热，他逃课去看，最多一天赶五场。14岁他就在新加坡报纸上发表影评，高中毕业后赴日本大学学习电影编导，并担任邵氏公司的驻日代表。

回港后，蔡澜又一度外派至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地。他效力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近20年。

20世纪80年代，蔡澜进入嘉禾娱乐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禾”），监制了成龙《快餐车》《一个好人》《龙兄虎弟》等影片，其中大部分在海外拍摄。当时，成龙受到香港黑社会威胁。嘉禾老板邹文怀让蔡澜把成龙带走，“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这句话正中蔡澜下怀。他带成龙、洪金宝和编剧陈景生去了巴塞罗——那一个汇集了毕加索、米罗、达利和高迪四个艺术家的城市，在酒店写剧本，准备好后召集大部队开工拍戏。

自此，世界成为他的片场。前南斯拉夫、法国、澳洲诸国，蔡澜先后涉足。成龙的戏一般一部拍一年，蔡澜得以在这些地方生活。他最爱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到了当地，工作人员总会让我们看到风景最优美的地方，跑遍许多普通人不去的角落。辛苦是辛苦，但和走马观花的观光完全两样。”

蔡澜在嘉禾做到公司副总裁，直到1997年创始人之一何冠昌离世，他彻底告别电影行业。40年的电影制作生涯并不尽如人意，蔡澜离开时发出感叹：“浪费了40年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电影制作，爱的只是看罢了。”但他依然热爱电影，他认为，如果当时没有入行，而是一直写影评，现在自己会是个成功的影评人。

事实上，蔡澜得到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就几乎都与电影无关。阅读、美食和旅行三个兴趣各自开花，相互渗透，成为蔡澜50岁之后生命中的主要命题。他的主业是“吃吃喝喝”，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玩家。潇洒的人生态度与通达的个性契合当下人群的心理需求，他成为享乐主义的代言人。

他曾和好友黄霑等人合作访谈节目《今夜不设防》，无所不谈，收视创下纪录，吸引BBC派团队拍摄专题。在电影行业备感无趣时，他将心怀述诸文字，曾一周写14个专栏，翻开报纸，就能看到他的名字。这些小品文集结成书，至今已超过200本。

他对美食的热爱迅速发展，食肆以得他推荐、与他合照作为招揽客人的手段。走进香港街角一家茶餐厅，旁边也可能会有“蔡澜推荐”，这一范围现已扩展至东南亚。蔡澜曾担任《舌尖上的中国》顾问，也曾推出自有产品“暴暴茶”，后改名“抱抱茶”，售卖至今。2018年，蔡澜越南河粉店于香港中环开业，蔡澜美食城等相关饮食产业也逐渐发展。

在邵氏转型时，他有了此前未有的大量空闲，投入身心到篆刻上，拜冯康侯为师，开始正经研习书法与篆刻。这成为伴随他至今的爱好，并造就他后来在北京和香港荣宝斋开办的书法展。

离开嘉禾后，TVB制作了旅游节目《蔡澜叹世界》，节目组和蔡澜赴13个国家拍摄代表人生最高享受的生活场景。“叹”是粤语词，即享受。后来他成立旅行社，多次带顶级旅行团外游，将这一爱好也变成工作，并出版多本游记。

《蔡澜叹世界》节目剧照

金庸曾说，除妻子外，蔡澜是他一生中结伴同游最多的人。他认为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

多个行业的风生水起让蔡澜渐渐被冠上生活家、美食家、旅行家、商人等名号，他的广泛爱好在告别电影后得以伸展，他一贯的努力让自己在每一个爱好上都做得有声有色。金庸评价他“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好友赞他，“虽魏晋风流，犹有不及。”

年近80，蔡澜依然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他对新科技敏感好学，电子产品要买最新款，微博、微信、知乎、脸书等社交媒体熟练使用。“我一生就是给好奇心驱使到现在。”他喜欢和年轻人交流，2019年5月，他接受湖南卫视邀请，录制了综艺节目《我们的师父》，在节目里和几个徒弟玩抖音。节目播出时，他与网友互动，发了近百条微博。此前，他每年临近春节时都会打开微博评论一个月，回答大家提问。

关于电影，蔡澜少与人言，语言文字多是风花雪月，这与他人前不谈烦恼、痛苦自己消化的人生态度一致。在蔡澜众多头衔中，电影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却是他故事的开始。以告别电影业为界，他享受于书写人间欢乐，声名与哀怨绝缘。

电影字典

78年的人生中，蔡澜有记忆的痛哭只有两次，第一次是父亲去世。他受父亲影响极深：父亲从事电影行业，蔡澜对电影的兴趣从小得以培养。父亲为公事和私事四处旅游，写了大量的旅游诗篇，这也成为蔡澜热爱旅行的原因之一。父亲是新加坡文人，结交当时的文人如郁达夫等，家中来客也有刘以鬯。这早早地给蔡澜对文字的兴趣埋下种子。蔡澜对茶道、书法、种花的兴趣，也是受父亲影响。他至今仍谨守的准时、守信准则，亦来自父亲。

蔡澜的父亲蔡文玄是个诗人，因从大陆到南洋谋生后，常常望乡，梦见北岸的柳树，取笔名柳北岸。蔡文玄曾研究古典诗，在报刊发表诗作后得到戴望舒的鼓励，继续写下去。1927年，蔡文玄从汕头下南洋，得到邵仁枚和邵逸夫兄弟创办的海星电影公司（邵氏前身）赏识，受聘为公司第一位且唯一一位职员。他白天处理文书账目、绘制电影广告和宣传品，处理杂务，晚上到邵氏下属戏院卖票兼带位，深夜在公司后院打开帆布床睡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蔡文玄已经是中文部经理兼邵氏兄弟的私人秘书。

此时蔡家已有大女蔡亮、长子蔡丹、次子蔡澜三个小孩，仅靠蔡文玄难以养活家人。母亲洪芳娉日间替他人做中介，买卖金饰珠宝或其他货物。她在家用甘草汤晶制作甘草芒果、甘草芭乐，夜间由蔡亮摆摊售卖，补贴家用。凌晨3点，洪芳娉带蔡亮去黑市买入货品，同样供夜间售卖。因长期吸入雾气受到风寒，洪患上严重哮喘，卧病十年。蔡丹、蔡澜以及其后出生的幼弟蔡萱都由蔡亮照顾。

二战结束，蔡文玄在1945-1973年继续担任原职，工作除到中国和日本买入华语、日语片，为戏院安排放映日期，还要审核香港邵氏制作厂制作的电影剧本，批核演员及导演名单，提出意见并修改。影片拍摄完成，毛拷贝先送到新加坡，晚间在公司内的小电影院放映，蔡文玄需审核、修剪菲林胶片，以便顺利送到中国及新加坡电影审核部门批审。1973年退休后，邵氏公司请他进入董事会，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及意见，多年后他请辞。

因父亲的工作，蔡澜姐弟看了大量电影。往后的工作也都和电影有关，蔡丹从南洋大学毕业后，进入邵氏公司。蔡文玄退休后，蔡丹接任中文部经理。蔡萱也毕业于南洋大学，由蔡澜资助到日本研读电影及电视制作，回国后在新加坡电视台担任高级监制。

蔡澜爱电影最甚，为了能看懂外文电影，他上午读中文学校、下午读英文学校。中学时尝试写影评及散文，曾记录各国导演、监制、演员表数十册，并被聘为报纸电影版副刊编辑，挣了不少稿费。他自认是香港人中看电影最多的人之一，杰出的电影都记得。邵逸夫问他关于电影的事，只要说出某些剧情，他都能说出片名，邵逸夫叫他“电影字典”。

念完高中，蔡澜本对绘画感兴趣，想去巴黎学画。但洪芳娉知道他嗜酒，认为他去了法国一定成为酒鬼。日本电影处于黄金时代，石原裕次郎、小林旭的影片大行其道，小津安二郎、黑泽明、沟口健二等导演风头正劲，他看日本电影里，银座整条街都灯光灿烂，“吸引你，充满幻想力。”蔡澜提出到日本学电影。洪芳娉同意了，“她不知道日本有一种叫sake的清酒。”

当时蔡澜已年满16，按新加坡法律规定，需要强制服兵役。当时靠邵逸夫的哥哥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