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走访近20个省，一位社会学者的县乡体制观察

2025年6月24日，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孟石岭镇丰景村果园。附近的几位村第一书记在拍摄用于桃子销售的短视频，推销当地农产品（新华社/图）

“中国治理的政治实践是丰富的，依托既有理论，能解释不超过20%的政治现象。从实践中去看，现实情况要比理论复杂百倍、千倍。我在一线调查研究了很多年，也没有提出能够解释30%的现象的理论。做县乡体制的调查研究，首先，是呈现现实经验的复杂性，在这个基础上去思考、解释，这是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们一点一滴在做的事情。”

说这话的是杨华，他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农村研究多年。他的田野调查在全国近20个省份展开，调研过程中，“县乡体制”跃入他的研究视野。

“中央和省级的政策侧重于原则性、方向性、整体性”，落地实施需要县级政权因地制宜地细化。中国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转，就在每一项政策自上而下经由县级落地的政治实践中体现。

杨华发现，县乡体制有其特殊性，组织学的科层化设置与西方社会的官僚制度理论等，都无法针对性地解释这样的政治现象。杨华和研究团队走访全国多地县乡政府，调研约四年时间，积累了一百多篇调查随笔。他的《县乡中国》登上购书网站畅销榜，并入选瞭望智库2022年度书目等多个年度书单。2024年，他又出版《大国县治》。《县乡中国》着眼于政策如何在基层落地，《大国县治》着眼于县乡体制运转本身。

2025年，杨华在河南、湖北、浙江等地继续做县乡相关调研，发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他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在县乡，形式主义总体上有较大遏制，许多地方只允许年终考核一次，考核事项大幅减少，许多工作不准排名、拉练，督导检查被统筹了起来，县级领导小组大量裁减，村干部不用坐班了……

谈到这些细节，这位扎根田野调查多年的学者滔滔不绝。县乡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状态是观察体制运转的小窗口。最近，他们迎检迎考的次数，上级索要的表格材料、统计、摸排的事情都减少了，加班准备资料、补充材料没那么多了，压力没那么大了，周末也能够保证正常休息。

这些变化背后的运转逻辑，正是《大国县治》探讨的内容。县乡政府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个体制内的各种机制、要素如何互相作用？在《大国县治》中，杨华试图用基层实践呈现这些答案，“这是中国治理的重要经验。”

“从自身的丰富经验，去生长理论”

南方人物周刊：研究县乡体制，调研的过程是怎样的？

杨华：首先是调研入场，过去没有专门研究这个主题的，这在学术上算新的领域。关于县乡两级政府的信息是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