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恶的基数与沉默的不合作者：战时日本国民与知识人

（彭辉/图）

多年前的某天，学者王升远开车时偶然听到电台播放朴树的《白桦林》，一句“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与生命”，对他有如电光火石。他随即停下车，在备忘录里记下这句歌词。“兵荒马乱、烽火连天、国破家亡的岁月，大历史中的小生命究竟应该如何记录，由谁证明？”

如今，王升远在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任长聘教授。如何解读战时和战败的日本，理解近代日本和“日本人”的形成，是从事战后日本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王升远选择了知识人这个群落作为切入口。但他并非把他们作为单纯的研究对象，而是作为一个表述的媒介来思考：“是要思考从明治以降，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权力如何不断地压抑、绞杀异端的声音，对内实行恐怖独裁统治，对外侵略扩张、争霸世界，而知识分子只是其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群体而已。我想从对文坛的观察看到知识人与时代、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并希望从中发现一些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因此，在2025年出版的评论集《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中，他书写战后面临文坛内部道德审判、继而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开除公职的尾崎士郎；1938年和影星妻子私奔逃亡至苏联、引起轩然大波、最终遭苏方枪杀的杉本良吉；在战败日记里流露出对神风特攻队的追捧的大佛次郎；还有学者小熊英二记录下的老兵父亲跌宕又不放弃的人生……在错综细密的史料与知识分子的因应心理之间，他力图描绘一幅战争的极端语境下，日本知识界从迎合、妥协到沉默、不合作的复杂光谱。

他倾注最多笔墨心力的，是孤高的逸民作家永井荷风。“世人只道永井耽溺江户情趣，其实他用了各种方式守住了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和人性的底线。”在王升远看来，如果说，火野苇平和尾崎士郎等投机趋时者，以及大佛次郎和高见顺等军国主义盲信、盲从者是当时日本文坛的“大多数”，那么，谈论荷风、渡边一夫、吉野源三郎便是要在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漫漫长夜中寻找微弱的理性萤光，让今人重审极端语境下每一个“背阴处”沉默的不合作者或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之历史尊严。

在《妥协与对抗》的下卷，王升远观照使这一切最终成为现实的“日本”——近代日本如何言说中国；“日本论”的均质化和绝对化问题；日本何以从战后初期变动不居的时代走到政治上僵化的当下，那些微弱的声音、隐秘的潜流如何一一消散、湮没；日本文学家的战争责任研究里种种未竟的课题，以及经历了历史沉淀后，今天的“战争责任论”与前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继承和变异？这些问题在下卷当中或有解答，或已埋下了些许草蛇灰线，留待他日更深远的治学之中。

法西斯主义从未远去

南方人物周刊：当我们谈到战争和战争责任，日本的各个阶层对此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人们往往会把声讨和关注点集中在统治者，而你选择了研究知识人（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群体。

王升远：讨论战争和战争责任问题，我想最需要警惕的可能是我们惯于把日本当作一个整体单位去做标签式的思考。即便笼统地把日本人区分为统治集团、知识精英和民众，其实在每个大的集团、群体内部也有着不同的立场和主张。即便单以所谓统治集团为例，日本帝国内部权力构成也极为复杂。近代以降的日本历史也常因天皇、政府、军部、枢密院、贵族院等各派政治力量及其内部派系之间的博弈而充满了不确定性。昭和天皇甚至认为，海军和陆军势同水火的关系是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

标签化的思考只能制造情绪化的对立，而无法推进原理性思考，使得我们既无法深入批判法西斯军国主义及其思想遗毒，又无法基于共同的底线与那些有着强烈反思精神的当代日本知识人展开对话。

研究日本知识人，一方面自然是自己也同为知识人的身份使然，另一方面，这个群体总会被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识阶层和道德脊梁，他们应该是一群有思考能力和良知底线的人。通过对日本知识分子在战时与战败初期命运的考察，我想回应的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普遍命题——在时势比人强的时代，知识人是如何去面对不断压抑和绞杀他们的政治权力的，是迎合、妥协还是对抗？而战争恰为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极端语境。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