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丁》导演刘春雨：文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它的变

进入新世纪后，翁丁的传统正在慢慢消逝。（受访者供图）

十多年过去，刘春雨镜头里的翁丁佤寨早已不复当初的模样。

发展旅游的规划、搬迁政策的推进、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诸多事件环环相扣，共同造就了今天的翁丁——翁丁老寨成为景区，村民们搬到了没有火塘的新村，在老寨表演着他们的传统祭祀和日常生活。

这些剧烈的改变，是刘春雨初入翁丁时未料到的。2012年，当他第一次踏入这座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的村寨，便被这里的原始气息打动。火塘不灭的温暖、神林肃穆的信仰、村民与自然共生的纯粹，都让他觉得找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

近十年的时间里，刘春雨成了翁丁最频繁的访客，一度连续两个春节都在村里度过。他住进茅草房，帮村民干农活、处理生活琐事，从最初被称呼“刘导”的外来者，到渐渐取得了村民信任。对搬迁的疑虑、对旅游开发的纠结、对大火的惋惜，以及家庭里的琐事，村民们常会和他诉说。

刘春雨的镜头以老寨主、大摩巴等核心人物为主角，记录了翁丁人在时代变迁中的表现。他见证了翁丁因旅游开发而带来的改变，交通变得便利，村民通过卖土特产、接待游客赚到了钱，供孩子上学、给老人看病不再艰难。那时的他以为，这样的日子会继续下去。他曾设想过纪录片的结尾：选择留在老寨的17户人也渐渐搬离，最终老寨只有继任后的寨主杨建国一人的身影。

谁也未曾料到，2021年的一场大火彻底摧毁了翁丁老寨，也打破了所有的平静与预期。四百年的茅草房、木质建筑在烈焰中化为灰烬，那些与老寨绑定的文化记忆、生活痕迹，也随之烟消云散。一切都被彻底改变，所有人搬离了曾经的家园。

翁丁人在老寨的生活，被刘春雨制作为纪录片《翁丁》。这些天，《翁丁》陆续在国际崭露头角，入围了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并且斩获东京纪录片电影节视觉人类学竞赛单元宫本馨太郎奖。

但刘春雨始终觉得，比起获奖的纪录片本身，这九年间积累的海量拍摄素材更为重要，它们是翁丁人与老寨最真实的影像档案。

“生活本该有的样子”

南方周末：翁丁佤寨是如何进入你的视野的？

刘春雨：2012年，我在云南大学的老师接到了央视《民族故事》的拍摄工作，56个民族各拍一集，一集50分钟，老师没接。我同学说咱们没活儿，接了呗。我之前也在央视待过，老师就同意让我当导演，他们做摄像。我的老师对云南各民族特别熟，他父亲以前拍过佤族，老师告诉我有个村子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叫翁丁，在临沧沧源，让我从那儿开始拍，先从边境往里走，采访完回昆明写本子就行。

当时老师说这个村子有寨主，当时不想当寨主了，但是村民都不同意，我感觉挺有意思的，感觉翁丁应该是个不错的纪录片选题。我把选题报到台里去，台里很快就同意了。结果去了发现寨主是因为生病才打算放弃寨主的职务，老人认为寨主必须身强力壮，才能保护村寨，给村寨带来好运。三四百年前，杨家人在这里落户建寨，世世代代都在当寨主，村民也认为寨主必须是杨家的人。

南方周末：翁丁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刘春雨：我第一次去是2012年10月，路程真的折腾。从昆明坐大巴，上午九点出发，得坐八到十个小时，下午三四点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