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纽伦堡审判的作家们：“我们不能沉默，却也无法言说”？
如何向世界转述非人性的罪行，如何将实况公正明晰地记录下来，成为普遍存在的难题。
“他们既不是十英尺高的巨人，也没有戴着麻风病人的丑陋面具。坐在那里、注视着他们，会让你的心中油然生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愤慨。”
责任编辑：李慕琰
2025年是纽伦堡审判80周年。参观者在纽伦堡司法宫第600号法庭内。（视觉中国 图）
1939年10月，《大公报》驻英特派员萧乾抵达伦敦。他是第一位赴欧采访二战的中国记者，先记录战争中的英国，诺曼底登陆后正式成为战地记者。战后他在纽伦堡旁听了盟军的审判，但那时对第三帝国高层的审判还没有展开，战犯营也不向记者开放。他只能按规矩隔着木板缝隙远望头号战犯赫尔曼·戈林：“这位显赫一时、杀人不眨眼的元帅正蹲在草地角上，愁眉苦脸地嘬着一支雪茄。”
设计审判程序固然无法摆脱各国的私心，但当局仍然要尽量服众和公正。萧乾起初不理解审判为什么如此复杂冗长，请来大批律师，花一年时间审讯二十来个战犯。
萧乾当时住在美军准备的记者营，也就是赫赫有名的文具商辉柏嘉的城堡别墅。“黄绫窗幕，硬木桌椅，颇有宫廷派头”，能容纳数百人吃喝不愁。可惜他后来转去其他地方采访，1946年就回了国，没有继续报道1945年10月20日开始的纽伦堡审判。不过还有许多作家像他那样领受了媒体的任务，住在这座纽伦堡附近的城堡里，报道史无前例的大审判。
《作家城堡：纽伦堡1946，深渊旁的聚会》（下称《作家城堡》）一书就因此得名。人人都有来时路，观摩历史事件后仍要前往未来。《作家城堡》以纽伦堡审判为线索，讲述了各位作家的生命历程。后来者可以掌握大量史料，却仍然可能因诸多原因陷入虚无。诸位作家彼时的处境可想而知，他们始终无法逃离盲人摸象的处境，有时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预设的客观和清醒。
重要的一点在于，绝大多数人是不了解犹太人大屠杀的。据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记述，被盟军解放的犹太人40%在几周内死去。作家们很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带着各自的世界观，为往事和理想所扰，往往自大地接受某种说法。大屠杀问题只是众多影响判断的因素之一。
作家们对罪责的认识各不相同
确定罪责和量刑是审判的意义，当事各方的观点差别极大。戈林是第三帝国二把手，在牢房里也影响着大多数前同僚。他策略性地承认了许多指控，但把大屠杀归罪于党卫军，又狡辩自己只是忠诚地为希特勒和第三帝国服务，国际法庭不应裁决内政问题，如今的审判不过是“胜利者的正义”。
作家们对罪责的认识也各不相同。战时流亡的托马斯·曼一家就产生了分裂，托马斯·曼对德国态度严厉，女儿艾丽卡是坚定的范西塔特主义者，反德态度坚定，甚至假装成根本不会说德语的美国记者。父亲不大看重的戈洛·曼则较为柔和，愿意为德国人辩护。
“范西塔特主义”源自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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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