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厂的边缘人写了一本被裁员指南

张小满自觉不是个规划性很强的人。从记者、自由撰稿人、进大厂、被裁，到全职写第二本书，再到生育，每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她几乎都是凭本能做决定。“我想做的事，如果没有争取到，一定也会循环曲折，路走得弯弯绕绕些，然后做成。”

2019年从一家媒体离职后，张小满还是想写，于是北上，在一家杂志社实习。待了三个月后，她始终没有被真正接纳，又回到深圳，做了几个月自由撰稿人。

进大厂是2020年，“那时大厂工作还算好找。”招聘岗位的描述上写着：有优秀报道与文案作品；文笔扎实，能驾驭多种文风等等。给她推荐这个职位的朋友说，“这个岗位跟写作很有关系。”张小满很快写好简历，由朋友转交给需要招人的主管。

在她的天真想象中，那是一份有意思的工作——几万人在同一间公司共事，她或许要为里面的一些人写故事，又或许是，有机会记录公司的当下与过往，参与传记的书写。“但进去后，我其实在写新闻通稿，做自媒体广告投放，忙业务推广的事。”一件件具体而又琐碎的工作任务，跟真正的书写关系不大。

于是，她调整预期，写作被搁置一旁，“生存”成了第一要紧的事。她忙于应付大厂的考核体系、职场关系，还有被裁员的压力，终于觉得有些适应的时候，又迎来加薪失败。

在大厂的四年间，她常常试图从工作中摸索出意义，总是在“一天为什么如此漫长又如此快消逝”的后知后觉中懊悔自己浪费了什么，她几度被边缘化。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书中将“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比喻为“滑溜溜的斜坡”，隐喻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的生存压力；母亲的工作节奏与生活状态被描述为“站在滑动的斜坡上”，需不断行动以维持基本生活，否则会被“向下运行的扶梯”带向困境（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2023年冬天，张小满的第一本书《我的母亲做保洁》出版。当时，她跟我聊到新书写作的始末时说，这与在职场上感受到的优绩主义和被工具化不同。从母亲春香的讲述中，她感受到“每个保洁员都很鲜活”。倾听和记录母亲做保洁的经历，也让她暂时从工作中喘一口气。她极少吐露大厂工作的疲惫。在新书出版前几个月，她其实刚刚经历了被裁员又转岗成功的跌宕。

“心焦得很。”春香如此形容那时的女儿。

“现在呢？”我问。

“消静（陕西方言，平静）了。”春香说。

2023年夏天，张小满经历第一次裁员，春香觉得不公平，“我要去讨个说法！”被女儿劝住了。在春香眼里，大厂是一份“很好的工作”，高薪且体面。提到女儿的工作时，她总是很骄傲。张小满离职后，春香很长一段时间没跟远在家乡商山的亲戚提起这件事。“我妈爱面子。”

也是在离职后，独自去街道办办理“灵活就业”社保缴纳事项时，张小满才意识到，大厂曾经给予她的“社会保障”相当丰厚，很有安全感，“这套体系极具诱惑力，也是许多人不敢离开它的原因。”

但在大厂工作期间，她始终觉得自己很游离。“大厂会给每个人设置一套秩序，但我一直没有特别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