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葬礼解码：哈梅内伊葬礼会否成政治动员引擎？

2026年7月8日，承载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灵柩的车队，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并开启当地悼念仪式，后续又前往卡尔巴拉举办送葬活动。

此次国葬先后历经德黑兰公众告别、库姆宗教殡礼等环节，伊朗总统专程赴伊参与相关活动，按既定安排，灵柩在伊拉克完成吊唁流程后，于7月9日运回伊朗马什哈德安葬。

整场跨越两伊国界、巡回多座圣城的悼念活动，吸引数千万民众到场送别，也成为伊朗传递自身立场、凝聚国内民心的重要场合 。

在伊朗现代政治史中，充满政治色彩的葬礼，扮演着极为特殊的角色——它既是情绪引爆点，也是权力洗牌的现场，更是观察一个政权命运走向的精准刻度。

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不宣而战，首批炸弹落到德黑兰最高领袖官邸，86岁的哈梅内伊不幸遇难。次日，伊朗政府证实噩耗，宣布全国哀悼四十天，公共机构关闭七天。由于预计参加送葬的群众人数众多，相关部门担心安全与秩序无法保障，加之国家正处于战时状态，葬礼被迫推迟。

直到4月初，被伊朗坚决抗战所震撼的美国被迫与之达成停火，随着局势趋于稳定，伊朗方面认为国葬条件已经成熟。更重要的是，这场葬礼本身承载着仪式之外的政治意图：稳定军心、强化政权延续、向外界展示权力平稳交接。

7月4日，伊朗官方正式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同时举行悼念活动，首都德黑兰举行为期三天的告别仪式，以及一场历时24小时的送葬移灵游行。随后，哈梅内伊的遗体依序移送至多座圣城（包括伊拉克境内），举行同等规格的悼念活动，最终安葬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圣陵。

当地时间2026年7月9日，伊拉克民众参加为哈梅内伊举行的葬礼仪式。图/视觉中国

此为古礼

作为伊朗国教，属于什叶派范畴的十二伊玛目派对葬礼十分看重，它早已超越送别逝者的世俗意义，成为承载千年信仰、凝聚民族精神的核心文化仪式。这套庄重古老的丧葬礼仪，深植伊朗社会肌理，不仅塑造信众的生死观，更隐秘串联起伊朗百年的命运沉浮与社会变革。

十二伊玛目派的葬礼仪轨由教法严格规定，细节处彰显专属信仰内核。仪式上，亲友在逝者耳畔提念经文与作证词，并诵念对十二伊玛目的赞词，以助其坚定信仰、安详归真，期盼亡者能够从容应答坟中天使的考问。遗体以纯白布包裹，象征褪尽尘世浮华。殡礼礼拜极简肃穆，全程站立举行，依次诵四次“安拉至大”大赞辞，其间穿插祈福。

葬礼过后，信众常于第七日、第四十日等节点举行诵经追思活动，此乃民俗习惯，旨在追思亡者、祈求真主恕饶。其中第四十日纪念尤为普遍，与十二伊玛目派纪念伊玛目侯赛因殉道四十日的信仰记忆紧密相连，是教法鼓励与伊朗民俗交汇的产物。

事实上，十二伊玛目派丧葬制度成型久远，而后世伊朗地区葬礼的情感叙事与精神气质，深受什叶派标志性的阿扎达里（悲悼）文化熏陶。不同于世俗丧葬单纯的悲戚沉痛，十二伊玛目派的葬礼“悲而不伤、悼而有魂”，既是对逝者的缅怀，更是全体信众重温坚守正义、无畏殉道信仰初心的集体仪式。这种独特生死观，让死亡成为信仰传承的节点，深深沉淀为伊朗民族精神底色。

葬礼与革命

这份坚守千年的礼仪文化，深刻撬动了现代伊朗的历史转向。巴列维王朝时期，激进的世俗化改革试图割裂宗教与民间的联结，这种对民族精神根脉的消解，持续激化世俗政权与宗教社群的矛盾，成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重要民意根基。

1977年10月，遭巴列维国王放逐海外的毛拉霍梅尼长子突然在国内死亡，人们怀疑他是被国王秘密警察萨瓦克毒死的，纷纷走上街头吊唁游行。这些送葬者除了为死者哀悼，还以灵柩为旗帜，谴责国王专制与残暴。

12月19日，政府控制的《消息报》发文攻击霍梅尼受外国收买，彻底激怒了民众，游行队伍遭警察开枪驱散。在圣城库姆，7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按照什叶派传统，人死后第40天要举行悼念活动。库姆惨案40天后，12个城市爆发反国王示威，大不里士又有100多名示威者被军队打死。其后第40天，35个城市发生示威，又导致新的伤亡。

40天一循环的悼念，如齿轮咬合般精准运转，每一次送葬都为下一轮抗议埋下火种，宗教仪轨悄然蜕变为革命动员的节拍器。

1978年8月19日，阿巴丹一家电影院在放映时起火，门从外面被锁死，近500人烧死，民众认定是国王豢养的秘密警察萨瓦克所为，因为他们怀疑影院里藏有反政府的毛拉。抗议浪潮席卷全国。

9月7日，德黑兰扎列广场上50万人举行大示威，军队开枪压制，官方称86人死亡，集市上的人则称死者过千。每一次流血事件后的40日悼念，都是一次更庞大的政治集会，送葬队伍越长，国王权威越短。手忙脚乱的巴列维国王拘捕反对派领袖，强迫伊拉克政府将霍梅尼驱逐出境。

10月骚乱加剧，11月5日，德黑兰局势激化，军人主张武力镇压，国王不敢断然行动。12月10日和11日，德黑兰百万人走上街头，高喊“打倒国王”“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等口号，通过决议拥护霍梅尼为国家领袖，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兰政府。

1979年1月3日，眼见大势已去的美国政府派休塞将军赴伊朗，要求军队高级将领在示威中保持中立、避免内战。1月16日，失去美国庇护的巴列维不得不偕家人出逃埃及。2月1日，霍梅尼飞抵德黑兰，成为国家最高领袖，伊斯兰革命取得成功。而他选择第一时间去墓地告慰革命的牺牲者。

事实上，观察整个革命的数十次葬礼活动，每一次都是特殊的民意投票，每一次哭号都是一句口号，当国王流亡的飞机升空时，那些在40日悼念中反复死去又复活的示威浪潮，已彻底冲垮了王座的地基。

葬礼与平叛

革命胜利后，传统丧葬仪轨全面回归，从平民百姓到政坛精英，全民遵从古制，宗教礼仪再度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核心纽带。但葬礼并未退出政治舞台——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从推翻国王的工具，变成了巩固新政权的仪式。

1979年12月19日，德黑兰十万人为刚遭政敌遇刺的伊朗革命委员会成员、霍梅尼的助手穆罕默德·穆法德赫举行葬礼。

送葬队伍途经美国大使馆时，在外面停留了两个小时，高呼反美口号。穆法德赫于18日被刺身亡，霍梅尼和伊朗其他领导人当即指责革命的对象——“大撒旦”美国参与了暗杀，可同时有一个自称“古兰经组织”的伊朗左翼反政府团体声称对行刺负责。真假难辨的指控与认领，在葬礼的哀乐声中交织成一张政治罗网——无论凶手是谁，葬礼本身就成为指向明确的政治控诉，十万人同时被召集到反美的旗帜之下，为愈演愈烈的美伊对抗提供了新的情感燃料。

1981年，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进入最血腥的内忧外患阶段。当两伊战争前线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当年5月，霍梅尼指责昔日的反国王战友、左翼的人民圣战者组织是投靠“撒旦”苏联的叛徒，并宣布全面镇压。6月22日，又宣布免去世俗派代表巴尼萨德尔的总统职务，结果引发政敌的激烈报复。6月27日，霍梅尼的助手哈梅内伊在阿布扎尔清真寺发表祈祷演讲时，被藏在一架录音机内的定时炸弹炸伤。次日晚，执政的伊斯兰共和党德黑兰总部车库发生重达三十多公斤的定时炸弹爆炸事件。当时该党九十多名高层领导成员正在开会讨论通货膨胀问题，地位仅次于霍梅尼的二号人物、首席大法官贝赫什提正在演讲，当场被炸死。事后统计，爆炸共计死亡74人，包括10名政府部长、40名议员，议长拉夫桑贾尼和总理拉贾伊因提前几分钟离开会场而幸免于难。

6月29日，幸免于难的拉贾伊代表最高领袖霍梅尼发表告人民书，他在电台广播中号召人民保持镇静、保护现场、密切注视可疑人物，宣布29日和30日为公休日，举行为期一周的哀悼活动，30日为死难者举行葬礼。哀悼期被精确地安排在公休日与政治重组的间隙，使悲伤成为可调度、可动员的政治资源。

然而葬礼尚未消化，更大的暗杀接踵而至。8月30日下午3时，刚就任总统二十多天的拉贾伊、总理巴霍纳尔及十多名军方和安全部门高官，在总理府一楼会议室召开特别会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马苏德·克什米里——真实身份是人民圣战者成员——放置装有炸弹的文件包后提前离开。会议室爆出巨响，大火经过三小时才扑灭，废墟中挖出的尸体大都无法辨认，验尸官直至深夜才辨认出总统拉贾伊、总理巴霍纳尔等五人的尸体。

值此伊斯兰政权危急存亡之秋，霍梅尼不得不出面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说暗杀不能摧毁伊斯兰共和国，呼吁人民踊跃参加新总统选举。按照宪法，新总统选出前由临时总统委员会行使职权，但总理巴霍纳尔已被炸死，委员会只能由议长拉夫桑贾尼和最高法院院长阿达比利两人组成，五十天后举行选举。

1981年8月31日，德黑兰百万人参加拉贾伊总统和巴霍纳尔总理的葬礼。不到两个月前，拉贾伊还在主持贝赫什提的葬礼，如今他自己也躺进了灵柩。议长拉夫桑贾尼在仪式上指责“外国豢养的第五纵队”制造暗杀，强调要报复反革命分子。

百万人的葬礼与权力真空同时降临，哀悼的声浪掩盖了制度崩解的裂响，而葬礼本身成为新权力格局的揭幕仪式。抵抗组织用连环炸弹将伊朗高层几乎斩首，而政权则以葬礼为盾牌，将死亡重新编码为“殉教”，将内部分裂转化为外部敌意的宣泄口。

1988年7月7日，同样的镜头再次出现在德黑兰街头，数万市民在议会大楼前，为被美军宙斯盾巡洋舰“文森斯”号击落的伊朗民航客机上的290位死难者举行葬礼。总统哈梅内伊发表讲话后，带头抬着灵柩，高呼反美口号，在主要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死难者安葬在德黑兰南郊的贝赫什提·扎赫拉革命烈士公墓——那里早已不是普通的墓地，而是革命记忆的仓储库。

伊朗政府要求国际法庭审判相关美国军人，要求白宫赔偿损失，要求美军撤出海湾。葬礼成为外交战场的延伸，死难者的灵柩成为国家诉状的物证。而就在两个月前，霍梅尼刚刚在两伊战争八年后接受了联合国停火决议，民航客机的葬礼，为刚刚结束一场灾难性战争的政权提供了新的凝聚点。

哈梅内伊的工具

1989年6月3日，霍梅尼带着无限感慨和遗憾离开人世。政府宣布全国哀悼四十天。6月5日，遗体被转移到穆萨拉祈祷广场，数百万人前来告别。6月6日，大阿亚图拉戈尔帕伊加尼主持葬礼祈祷。当灵车向贝赫什提·扎赫拉革命烈士公墓出发时，人群如潮水般涌向棺木，场面彻底失控。送葬者冲撞灵车，白色裹尸布被扯出棺外，撕成碎片——在信众眼中，这是神灵的恩赐。人群试图将遗体从棺中抬出，在头顶传递。整场踩踏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约1.1万人受伤。灵车无法前进，最终只能用直升机空运遗体。这场葬礼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葬礼，约一千万人参加，占当时伊朗人口的六分之一。

作为霍梅尼的接班人，总统哈梅内伊站在人群中，目睹了这场混乱。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葬礼在伊朗政治中的真正分量——它不仅是哀悼，更是权力交接的仪式、社会动员的引擎。四天后，他被专家会议推举为最高领袖。从那一刻起，他开始有意识地将这一工具纳入自己的政治体系。

1989年6月，哈梅内伊出席霍梅尼葬礼。作者供图

2009年12月19日，87岁的老对手蒙塔泽里在圣城库姆病逝，他曾被霍梅尼亲自选定为最高领袖接班人，此人17岁起就跟随霍梅尼，多次被国王逮捕和判刑，对伊斯兰革命始终不渝。1981年，霍梅尼将大部分政治、宗教和外交事务交由他处理。

然而这位被寄予厚望的继承者，逐渐与恩师产生裂痕。两伊战争末期，霍梅尼下令大规模处决政治犯，蒙塔泽里致信抗议，称“这是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罪行”。

1989年2月，蒙塔泽里公开批评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这严重激怒了霍梅尼，这位深陷疾病痛苦的最高领袖在广播中不点名反击：“我担心进行这种分析的人十年后将会坐在统治者的宝座上。”

3月26日，霍梅尼同专家会议讨论未来领导人问题。3月28日，承受各方面压力的蒙塔泽里不得不主动向霍梅尼收回接班人的请求，但他在信中充满挑战性地写道：“我自始至终反对这样选接班人。”

一位追随霍梅尼半个世纪的弟子，因拒绝为殉道者的鲜血背书，最终被逐出权力核心。

2009年12月21日，他的葬礼在库姆举行，数十万民众前来吊唁，如哈梅内伊所料，葬礼演变成反对派的抗议集会，反对派领导人穆萨维、卡鲁比带领人群高呼“蒙塔泽里不死，政府已死”，整场葬礼不再是为权力背书，而是对权力的控诉，一位差点获得最高权力的人在死后却以另一种方式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央。

哈梅内伊对此保持沉默，他明白，葬礼这把双刃剑，既可以巩固政权，也可以被对手用来切割政权，他的策略是派出安全部队维持秩序，但严格克制，避免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同时禁止外媒采访，让事态在葬礼结束后悄然平息下去。

2011年11月12日，德黑兰西部一处秘密基地突发爆炸，包括哈桑·莫加达姆少将在内的十七名革命卫队成员死亡。莫加达姆是伊朗导弹计划的“创建者”，他领导研制的泥石-2中程弹道导弹不仅能覆盖以色列，也能击中欧洲，革命卫队同僚说：“伊朗之所以具备中东最强大的弹道导弹实力，莫加达姆功不可没。”

也正因为他的作用重大，敌人总想找到并消灭他。在两天后举行的葬礼上，哈梅内伊亲自前来哀悼，他的保镖也是莫加达姆的亲哥哥德黑兰尼接受官方媒体《伊朗报》专访时，公开指称死敌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工制造了这起暗杀，借逝者亲人之口，传达哈梅内伊及一众伊朗原教旨主义者的意志和控诉。

2020年1月3日，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在伊拉克巴格达机场遭美军空袭身亡。他长期担任圣城旅指挥官，在伊朗享有“民族英雄”地位，而美国和以色列则认为他是伊朗在中东操控布局“抵抗阵线”、扩大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对哈梅内伊而言，苏莱曼尼不仅是军事指挥官，更是他的安全战略最可靠的执行者——从叙利亚到黎巴嫩，从伊拉克到也门，苏莱曼尼亲手编织了伊朗的代理人网络，成为伊朗国防的“外延”，苏莱曼尼之死是对哈梅内伊二十年对外政策的直接打击。

1月6日，伊朗政府为其举行国葬，八十岁高龄的哈梅内伊在德黑兰大学以穆斯林传统仪式为其祈祷时失声痛哭，这是哈梅内伊罕见的公开失态——一位以冷静克制著称的最高领袖，在葬礼上泪流满面。

但这泪水本身就是动员令，至少百万人涌上德黑兰街头参加追悼活动，苏莱曼尼的遗体送往什叶派圣城库姆，受到大批民众迎接。1月7日，在苏莱曼尼故乡克尔曼举行下葬仪式，数以万计的送葬民众把大街小巷堵得严严实实，最终诱发踩踏事故，造成40人死亡、213人受伤。

2020年1月6日，哈梅内伊出席苏莱曼尼葬礼。作者供图

也是在1月7日，伊朗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向苏莱曼尼生前领导的圣城旅注入相当于2.44亿美元的活动经费，并通过紧急动议，将美军、美国国防部列为“恐怖组织”。毫无疑问，苏莱曼尼的国葬，是哈梅内伊运用“葬礼政治”最娴熟的一次——用一个人的死亡，激活整个国家的对抗意志。

2024年5月19日，总统莱希等人所乘贝尔-214直升机在伊朗西北部山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莱希2021年当选为伊朗第十三届总统，是哈梅内伊精心培养的接班人，被视为最高领袖权力延续的最稳妥载体。他的意外死亡，打乱了哈梅内伊的权力交接布局。

20日，伊朗政府宣布进行为期五天的全国哀悼。22日，在德黑兰为莱希等遇难人员举行集体葬礼。23日，莱希的遗体运抵马什哈德机场，随后由灵车送往该市的伊玛目礼萨圣地，大批民众聚集在灵车经过沿途送行，很多人手捧他的遗像进行祷告，还有人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

马什哈德市长表示，由于有三百万人来送行，街道变得十分拥挤，灵车行驶缓慢。很显然，哈梅内伊需要借这场葬礼告诉内外各方：即便接班人意外身亡，国家的运转不会停滞，反美的基调不会动摇，权力的延续已有安排。葬礼成为他在危机时刻重新校准社会情绪的温度计，也是他向潜在竞争者发出的信号——接班人可以死，但接班体系不会崩溃。

情感能量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47年峥嵘岁月，什叶派的殉教传统，给葬礼活动提供了持续的情感能量，并成为国家政治日历上的关键存在，它每隔一段时间就举行一次，给政权一个确认合法性的窗口，给民众一个表达态度的场合，也给外部世界一个观察伊朗政治走向的坐标。参与人数是晴雨表，灵柩前的口号划出敌我界限，新领袖在哀悼旧领袖的过程中完成权力过渡。

47年下来，这套流程越来越熟练，它可以被推迟、分流、分段执行，但不会被取消。取消一场国葬，等于放弃一次全员表态的机会。

需要澄清的事实是：什叶派的悲悼传统本身是中性的。谁站在灵柩前，谁就有权定义这场死亡的意义。伊斯兰革命时期，反对派用40天悼念周期组织抗议，革命后，政权用国葬巩固统治，用的都是同一套语言——葬礼始终是伊朗政治中代价最低、覆盖面最广的集体表态场合。

当哈梅内伊的棺木最终安放于伊玛目礼萨圣陵，这套流程再次为最高领袖运行了一遍。之后葬礼还会举行，人们还会上街。这种事在伊朗既重大，也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