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原生阶层，却无法逃离羞耻感：社会学家回归故里之后

2017年，迪迪埃·埃里蓬（左）、安妮·埃尔诺（中）、爱德华·路易（右，埃里蓬的学生和好友）。受访者供图

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的外形符合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形象：年过七旬的他头发半白，戴一副棕框眼镜，温和儒雅。

而他的出身是不折不扣的小镇青年。从法国东北部小城兰斯长大，父母都是工人，18岁进入大学，20岁离开家独立生活，与父母兄弟的人生背道而驰。他久居巴黎，将近二十年没有回乡探望。

这个跨越阶层的故事从未以励志的面目示人。

父亲去世前后，埃里蓬回到兰斯，他没有去见父亲最后一面，也没有参加葬礼。他不爱父亲，对他的记忆满是酗酒、暴力、歧视，埃里蓬从小就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性取向。

“我终于意识到，我父亲身上那种我所排斥和厌恶的东西，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他原本就安于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但工人身份也带给他无数的羞辱，并让他的生活局限得可怜。”

他将这段反思之旅写成自传性社会学著作《回归故里》。在此之前，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为思想家福柯所作的传记，而书写私人经验也尚未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研究方法。2009年，《回归故里》出版后在法国引起轰动，十年之内销量超过九万册。它被改编为同名舞台剧、纪录片，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2020年中译本上市后，也很快成为学术畅销书。

引起全球读者共鸣的是埃里蓬身处阶层夹缝之间的深刻经验：他逃离故土，融入知识精英的生活，改掉口音和说话习惯，学习高雅文化，极力表现得轻松自如；但是，他难以摆脱平民阶层的印记，羞于承认自己的出身，又因这种背叛感而变得更加羞耻。

在这以前，至少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阶级议题一度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里消失了，当时欧洲的主流论调认为，社会不平等日益缩小，精英与底层阶级的对立正在被一个更大的中产阶层所取代。

埃里蓬用个人经验提出了有力的驳斥。在法国，像他这样的跨越阶层者被称为“阶级变节者/阶级叛逃者”（Transfuge de classe）。诺贝尔奖得主安妮·埃尔诺、新生代作家爱德华·路易等都在其列，表面上是逆袭故事的明星，实际上深深笼罩在羞耻感之下。

《逆袭：16个法国家庭的案例》专门研究了这个人群，作者阿德里安·纳塞利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分析法国社会的阶级差距：贫困家庭的后代需要历经六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社会平均收入，即需要180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将法国列为经合组织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即社会阶级对个人受教育程度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1998年，迪迪埃·埃里蓬和他的好友、学者布尔迪厄（右）。受访者供图

纳塞利写道：“往后余生，他们将以两种身份生活，对两个世界爱恨交替，并祈祷有那么一天，穿梭于两个世界的内心可以得到平静。然而，他们的灵魂早已被烙上了两个世界的印记，引出无尽的冲突。”

对于自己的逃离、背叛、挣扎，埃里蓬用一本书和盘托出，打动了无数读者，收到了来自全球的数百封来信。然而，他真的完全诚实了吗？

《回归故里》面世第二年，出版社打算推出袖珍版，编辑坚持索要一张他年少时期的照片作为封面。犹豫数月后，他交出一张1960年代的家庭合影，想抹去所有标记阶层的元素，最后用剪刀裁下了旁边的父亲，丢进垃圾桶——他不要任何和父亲有关的东西。

“我们可能在写过一本关于羞耻的书后，仍然无法克服它。”

这个“怪异又可悲”的裁剪照片之举，让他写了《社会作为判决：阶级、身份、轨迹》这本书。这本书更具有学理性，试图揭示无处不在的社会等级秩序，如同每个人自出生起就烙印在肩上的审判，决定和限制着个人的轨迹。

埃里蓬的精神归乡之旅并未结束。他频繁联系和照顾母亲，试图补偿她。母亲年轻时做过女佣，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