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女童基因编辑治疗后死亡，如何避免下一次悲剧？

一名6岁女童小美在接受实验性基因编辑治疗后死亡。一年多后，这起严重不良事件因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的调查进入公众视野。

根据《Science》披露，2025年3月24日，患有罕见遗传病的6岁儿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了一项个体化基因编辑治疗，并于一周内死亡。

随着更多细节陆续公开，研究设计是否充分、临床前证据是否扎实、伦理审查是否发挥实质作用，以及严重不良事件为何未能及时公开等问题，引发了国内外医学界和监管领域的广泛讨论。

2026年7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已高度重视相关医学研究论文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报道，成立专项工作组，对事件开展全面调查，并表示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处理。新华医院亦回应此事正在调查之中。

事实上，基因治疗的发展史几乎始终伴随着不良事件的发生和修正。

1999年，18岁的美国青年Jesse Gelsinger在自愿参加腺病毒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后死亡，成为现代基因治疗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安全事件之一。此后，欧美又相继出现过白血病、严重肝毒性以及腺相关病毒（AAV）免疫反应等多起重大不良事件。在学者们看来，几乎每一次事故，都间接推动了临床开发规范、伦理审查标准以及药品监管制度的修订和完善。

而对于小美事件，无论最终调查如何认定责任，这起事件透露的制度性问题都无法回避：随着碱基编辑等新技术逐步进入人体临床，哪些疾病真正适合开展基因编辑治疗，首次人体试验和单患者定制试验（N-of-1）应当满足怎样的临床前证据、科学评价与伦理门槛，现有的药品监管、医学伦理审查、受试者保护及严重不良事件报告制度，能否适应这类高度个体化、风险不确定且可能不可逆的新技术，都亟待系统审视并作出回答。

2026年7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表示开展调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截图

IIT监管之难

公开报道显示，小美患有罕见的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征。这是一种由CHD3基因变异引起的神经发育性疾病，主要表现为语言发育迟缓、认知和运动发育障碍，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肌张力低下、癫痫或孤独症样行为，但通常并不直接危及生命。

这种疾病全球确诊者仅数百名，由于这种疾病目前缺乏针对病因的获批治疗，常规医疗主要集中于康复训练、语言干预和对症支持。

据《Science》，小美的父母在患者交流群中接触到相关研究团队，希望通过“纠正”她携带的CHD3基因突变，并改善其语言和认知功能。此后，一项针对她个人基因突变设计的碱基编辑治疗，以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IIT）形式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小美接受的是体细胞碱基编辑治疗，即仅对患者自身相关组织细胞进行编辑，与生殖细胞、受精卵或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存在本质区别，也不会将编辑结果遗传给下一代。尽管这类基因编辑已有一定临床基础，但脑靶向在体碱基编辑仍是一项高度前沿的技术。

IIT是医学研究中较为成熟的一种模式，通常由研究者自主发起，主要用于探索新的治疗策略或积累临床证据。在肿瘤、罕见病等领域，不少创新治疗都曾首先通过IIT开展早期研究。

而针对单一患者、围绕特定致病变异开发治疗方案的模式，正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N-of-1（单患者）试验。由于每位患者的致病变异可能不同，研究团队需要围绕患者的特定基因变异，重新设计基因编辑工具、递送载体，甚至重新建立生产和质量控制流程。

对于一些患者人数极少的超罕见病而言，由于商业开发缺乏可持续的市场回报，传统药企往往难以投入研发，而依赖政府科研资助开展完整的新药开发，又往往周期漫长。因此，由研究团队、患者家庭、公益组织共同推动个体化治疗，在欧美并不少见。例如，杜氏肌营养不良、渐冻症等多种罕见病的研究，都曾得到患者组织和家庭的大量支持，甚至有家长专门成立公司，为孩子推动药物研发。小美父母寻求个体化基因编辑治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然而，N-of-1试验在为超罕见病患者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向现有的新药监管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过去，新药研发遵循相对固定的路径：从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到I期、II期、III期临床试验，再经过监管部门审评批准上市，审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