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同行、出国混圈、自费出版，在西方怎么当诗人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8日，德国黑森州法兰克福，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S.费舍尔出版社展位的宣传墙前，摆放着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的两部作品——《腐烂：两部长诗小说》与《解构：诗歌 歌剧 随笔》。视觉中国丨图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1950年出生的卡森，以古典学教授的身份写作诗歌、散文。很难用传统的文类来界定她的写作，在《红的自传》里，希腊神话人物革律翁和赫拉克勒斯，成了当代北美社会里两个多愁善感的青少年。她打破既有范式，将学识、前卫意识、幽默感和想象力，融为百无禁忌的诗体小说。

卡森的大部分学术生涯在美国度过，她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多所名校，在纽约大学任驻留艺术家至今。

安妮·卡森植根于一个怎样的西方诗歌传统和英语诗歌土壤？诗人凌越生活在广州，长期从事西方诗歌的评论和翻译工作。2026年，凌越的评论集《解开我的谜语：西方现代诗人廿二家》出版，按照年代顺序，从艾米丽·狄金森（1830—1886），写到约翰·阿什贝利（1927—2017）。

正是因为凌越的策划和推荐，安妮·卡森的中译本才于2021年在中国面世，那是由黄茜翻译的《安妮·卡森诗选：红的自传·丈夫之美》。那时，凌越在译林出版社主编“俄耳甫斯诗歌译丛”，安妮·卡森是他遴选的唯一在世诗人。

早在2003年，凌越在《书城》杂志做编辑时，就通过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听说了安妮·卡森，他约孙康宜为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做了一次访谈，有个采访问题，是请布鲁姆给中国读者推荐几位相对年轻的诗人，金斯堡已故去，阿什贝利也年过七旬，布鲁姆郑重推荐了安妮·卡森。

多年来，通过在《新京报书评周刊》《深港书评》等媒体为西方诗歌的中译本撰写评论，凌越持续开展着公共教育的工作。不同于高校外语系或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细分化的研究，凌越通过广泛的阅读和翻译，试图为读者与广袤、繁复的西方诗歌世界架起桥梁。围绕他的新书《解开我的谜语》，南方周末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锁定西方大诗人辈出的时期

南方周末：《解开我的谜语》这本书选择了22位西方诗人来介绍和解读，按时间顺序，从狄金森到阿什贝利，而其中大部分诗人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比如庞德、佩索阿、翁加雷蒂、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巴列霍、马雅可夫斯基等。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

凌越：批评即选择。这本书并不是像大学里围绕某个课题展开的写作，它带有自然形成的特点，里面选的最早一篇文章是给《深圳商报》写的佩索阿，之后二十多年我写了大量书评，除了诗歌，也评论小说、历史、社会学。当然在写诗歌评论的过程中，会跟报刊的编辑商量我的偏好。然后我慢慢发现，我喜欢的诗人出生的时间集中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的创作高峰期大致在一战二战之间，那是西方文学艺术的一个高潮期，大师辈出，流派纷呈。

另外一些溢出这个范围的诗人，比如狄金森、兰波，都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具现代主义色彩的，一点也不过时。这体现了我的诗歌美学的一种总的倾向性。

南方周末：通过在媒体发表评论，除了传递这种现代主义的诗歌主张和见识，你实际上也在进行关于西方诗歌的公共教育，分析文本之外，还会介绍诗人们的生平、职业、在文学史上竞争的背景等等。比如你写到英年早逝的斯蒂芬·克莱恩做过记者，霍普金斯是牧师，狄金森是终身不婚、闭门不出的隐居状态，华莱士·史蒂文斯是保险公司高管、一个生活非常优渥的高级管理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是医生。读者不会把这些诗人封闭在文本当中，而是看到了他们的人生和命运。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写法？

凌越：我特别喜欢美国的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他曾经很骄傲地说自己是一个文学记者，记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有分享欲，看到一个特别好的诗人，就忍不住想告诉大家，而且这是一种带有情感的完整介绍，他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