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明（12）

但是，若有中国旅行者来此，所有这一切几乎都不会让他叹服。与紫禁城的层层厅堂相比，伦敦塔本身就是一个很粗糙的建筑工程。与中国的玉带桥相比，伦敦大桥不过是用支柱撑起的难看的杂货店罢了。而且，原始的航行技术将英国水手限制在狭窄的小水域中，即泰晤士河和英吉利海峡，熟悉的河岸和海岸线举目可见。而想从伦敦驶抵长江，不论对于英国人还是中国人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

与南京相比，那时的伦敦几乎还不能叫做一个城镇。当时，亨利八世对法战争取得胜利（在阿金库特进行的最知名战役）后于1421年返回伦敦。伦敦补补修修的老城墙，长约3英里，而这和南京城墙不可同日而语。明朝的开国皇帝花了20多年时间，围绕其首都建造了城墙，延绵数英里，城门异常雄伟，每个藏兵洞都能驻3000士兵。而且，城墙是基于长期使用而建造的。所以，城墙主体至今犹存，而伦敦中世纪的城墙几乎没有一处留存至今。

以15世纪的标准看，在中国明朝生活相对比较惬意。明朝之初，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因为国内贸易的萌发而开始松动。今天去苏州游玩的人，仍然可以从荫凉的运河，从古城雅致的步行街中，见证那时繁荣的建筑成果。而英国的城市生活却截然不同。虱子传播的鼠疫耶尔森氏菌引发的腹股沟腺炎瘟疫，即黑死病，于1349年传播至英国，致使英国人口的数量减少到约40000人，不到当时南京人口的1/10。除了黑死病瘟疫外，斑疹伤寒、痢疾和天花也肆虐流行。而且，即使没有了流行病，恶劣的卫生条件也使英国沦为死亡陷阱。没有任何形式的排水系统，伦敦各街道散发着无可忍受的恶臭，而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人类排泄物都会被有计划地收集，作为肥料铺撒在稻田上。在迪克·惠廷顿担任市长大人的时期（从1397年到他1426年离世4次担任市长），铺满伦敦街道的，全然不是什么黄金。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译者：曾贤明 唐颖华 出版：中信出版社

中小学过去常给学生教的是，与昏庸之君理查二世相反，亨利八世被视为英雄人物。说来悲哀的是，他们的王国远非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中的“君权之岛”，而更像是化粪池岛。这部喜剧亲昵地称之为“另外一个伊甸园，半个天堂，这个大自然本身所建造的堡垒，抵御一切污染”。但1540-1800年，英国人在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仅37岁，寿命低得可怜；伦敦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二十几岁。大约有20%的英国孩子在出生后的头一年便夭折了；在伦敦，每三个孩子中几乎就有一个夭折。亨利八世自己在26岁成为国王，在35岁时死于痢疾——这也提醒我们，直到相对最近的时期，大多数历史都是非常年轻而又短寿的人所谱写的。

暴力在这个地区泛滥。英国与法国几乎永远处于战争状态。没有与法国作战时，英国人又与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人打仗。没有与凯尔特人打仗时，他们彼此又因为觊觎、争夺王位控制权，接二连三地打起了内战。亨利八世之父是通过暴力手段登上王位的，而亨利八世又因为玫瑰战争的爆发，以类似的方式失去了王位。玫瑰战争期间，先后有4位国王失去了王位，死于战争或者死于断头台的成年贵族多达40人。1330-1479年，英国贵族3/4的死亡都是暴力致死。而且，普通杀人致死更是司空见惯。14世纪的相关数据显示，牛津居民所面临的年杀人致死率高于0.1%。伦敦稍微安全点，其杀人致死率大约为0.05%。当今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地区在南非（0.069%）、哥伦比亚（0.053%）、牙买加（0.034%）。在底特律情形最糟糕的20世纪80年代，其谋杀率也只有0.045%。

那个时期英国人的生活，正如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后来在论及的（他所言称的“自然状态”，确实是“孤立的、贫穷的、残暴的、短寿的”）。即便对于诸如帕斯顿这样富裕的诺福克家族，也几乎没有什么安全可言。约翰·帕斯顿的妻子玛格丽特，在设法捍卫其合法继承的格雷沙姆庄园的产权时，被驱逐出庄园。凯斯特城堡此前是约翰·法斯托尔夫爵士遗留给帕斯顿家族的，但在约翰·帕斯顿死后不久便遭到诺福克公爵的围攻，并占据长达17年之久。要提及的是，英格兰是当时欧洲更为富裕、暴力更少的国家。法国人的生活甚至更为险恶、更残暴，寿命也更短——越是向欧洲东方行进，其情形也就更为恶劣。即使是在18世纪早期，普通法国人的平均日热量摄入也仅为1660卡，这只是勉强维持人类生命所需的最低热量标准，大约只有当今西方国家平均标准的一半。革命前法国人的平均身高只有164厘米。此外，在中世纪有数据可查询的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中，其杀人致死率都比英国高，而以艺术家和刺客闻名的意大利，情形一直最为糟糕。

有人认为，正是西欧的危急情形，反而具备了某种不为人知的优势。因为高死亡率在穷人群体尤为常见，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死去的人帮助富人更富了。可以肯定的是，黑死病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提高了欧洲人的人均收入；那些逃过此劫的人可能会挣更高的工资，因为劳工是如此稀缺。还有一点也是确实的：英格兰富人的孩子比穷人孩子长大成年的概率要高很多。然而，以欧洲人口规模遭遇的突发状况来解释东西方大分流，似乎是不太靠谱的。在当今世界的有些地方，生活几乎同中世纪的英国一样悲惨：瘟疫、饥饿、战争和谋杀导致其人均预期寿命低得令人扼腕，只有富人能够活得长久。阿富汗、海地和索马里亚的情形表明，它们没有因为这些非常状况而获益。我们即将看到，尽管欧洲在人口锐减之后疾速前进，走向繁荣，积聚了雄厚实力，但其原因却并不是人口的减少。

需要提请现代学者和读者注意的是，死亡在过去是什么情形。佛兰德艺术家老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1569年）富有想象力的杰作《死亡的胜利》虽然不是现实主义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勃鲁盖尔也不必全靠想象，来为我们刻画一个胃绞痛般痛苦的死亡和毁灭场面。在一片由大批骷髅统治的土地上，一个国王躺在那里，慢慢地死去，他的财宝帮不上一点忙，同时，一只狗在不断撕咬着旁边的尸体。在远方，我们看见绞刑架上有两个被绞死的人，车轮上有四个身形扭曲的人，另一个人即将被砍头。军队正战斗，房屋被烧，战舰沉海。在前景中，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军队和平民，都被混乱地驱赶进一条狭小的长方形坑道中，无一幸免。即使是那个给他的情妇唱情歌的抒情诗人，无疑也将难逃此劫。这位艺术家在其40岁之初便离开人世，比本书作者年轻。

一个世纪后，意大利艺术家萨尔瓦多·罗萨的一幅名为“人之脆弱”的画，或许是表现死亡的最感人的作品。这幅画是在1655年那场瘟疫肆虐其在那不勒斯的故乡，夺走了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罗萨瓦，他的兄弟，他的姐姐、姐夫及他们的5个孩子后，受到启发所创作的。死亡天使丑陋地咧着嘴，还在罗萨开始试图写点什么的时候，从他妻子背后的暗处逼近，来取他们儿子的性命。这位心碎的艺术家的痛苦，仅从这幅画布上所写下的字便完全概括，令世人过目难忘。

“结合是罪，出生是痛，生活是苦，死亡是必然归宿。”在那个时期的欧洲，还能想出什么更为简洁的描述来反映其时的状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