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为什么不可轻言—— 从《路标文集》看俄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
俄国知识分子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既狂热又焦躁,过分热衷于政治、过分崇尚党派之争,对他们来说,政治活动的目标与其说是将一种有益的改革引入生活,不如说是消灭一种信仰的敌人,将世界强行纳入自己的理念
俄国知识分子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既狂热又焦躁,过分热衷于政治、过分崇尚党派之争,对他们来说,政治活动的目标与其说是将一种有益的改革引入生活,不如说是消灭一种信仰的敌人,将世界强行纳入自己的理念

尼·别尔嘉耶夫

布尔什维克的明信片,画中水兵举着一面写有 “革命万岁”字样的旗帜
对《路标文集》,我们过去持简单否定的态度,说它是一些“革命逃兵”在宣布“他们与解放运动决裂”。但实际上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反映了俄国现代化过程的两次大转折(1917、1991)中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尴尬,突显出俄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深邃与自我反省等特点。正因为如此,该文集在剧变后的俄罗斯多次再版,被认为是从思想上和传统文化根源上探讨苏联体制形成的最权威的著作,甚至被誉为“俄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最经典的代表作。
事实上,远在1905年革命以后,别尔嘉耶夫等人就开始反思政治激进主义。总体而言他们认为,“革命”会造成人类的退步,防止革命、用改良把社会震荡减到最小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是上策。对于二十世纪三次俄国革命的反思,他们认为仅仅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狭义的社会学”层面分析是不够的,只有从俄国知识分子整体发展史进行梳理,上升到灵魂深处挖掘,才能找到俄国问题的根源。
极端主义是俄国的文化传统
别尔嘉耶夫等人认为,在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由于专制国家的农奴制压迫形成的社会鸿沟,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力求极端”内在冲动的特点十分突出。17世纪宗教“分裂运动”后,民间出现了一批不认同官方思想的人,他们认为沙皇代表的俄国不是真正的东正教国家,而是一股玩弄权势假宗教之名控制国家的恶势力,因此作为分裂运动的传人,“他们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就注定了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特有的“分裂”气质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群格格不入,他们往往持一种极端偏执的行为方式,在文学创作中流行极端的表达方式,激情既是创作的原动力,也是极端化的催化剂,当然也只有依赖于思想的狂热和自我沉醉,他们才能经受住迫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存下来。
这种绝对形式是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由于俄国的分裂运动和国家的专制主义压迫,急躁、激进的情绪一直存在于文化阶层的大多数人之中。19世纪40年代以文学批评为主导的整个过程都过于政治化了,与沙皇政府相对立而产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充满了绝对化的血腥和虚无主义的无根基性,他们把文化这种民族的精神支撑物,随意地和统治阶级话语霸权绑在一起,以批判否定作为武器。文化激进主义典型的口号是“不要调和!”它与社会激进主义遥相呼应,争相与温和、中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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