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康有为怎么就败了

历史给了康有为最好的机遇,可是这位自命为“圣之时者”的改良派领袖并未找到真北,把握契机,而是任由机会像泥鳅一样从手中溜脱。百日维新失利,戊戌六君子喋血,固然是冥顽不化的慈禧后党丧心病狂的打压所致,但又何尝不是康有为的策略失误和性格浮躁的自然延伸。

翁同龢一生写日记数百万字,朝野英彦罕有从其笔端挂漏的。他出身名门,状元及第,又是两朝帝师,地位非凡,且为人谦冲开明,进入其视野和客厅并得到他激赏提携的多为同时代的卓荦倜傥之士。然而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仍迟迟未能进入翁同龢的视野。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言之凿凿地说,光绪十四年(1888)他就拜会了翁师傅,并向后者讲述了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变法改制的故事,翁师傅如闻天音,茅塞顿开,大为悦服。往好里说,这是他误记所致,往坏里说,就是他存心造假。

康有为略显木讷,口才远非一流,梁启超极口夸赞康有为的演讲“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未免言过其实。康有为仿学孟子吹牛,“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此类大话讲足几箩筐,倒是完全可能的。翁同龢是在朝的清流派掌门、主战派领袖,长期出入宫禁,坏消息听得太多,眼见国势江河日下,难免忧心如焚。按理说,康有为口口声声强调变法图强,他的主张应该很容易打动翁师傅,事实则不尽然。

在日记中,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评价常用“狂甚”二字,这个“狂”字用的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值得读者思忖。在翁师傅看来,康有为汲汲于功名,只是想攀爬到更高的平台上去猎获荣华富贵。历史学家高阳作《翁同龢传》,仔细比对过《翁同龢日记》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充分考虑了翁同龢为避祸删削日记的可能性,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康有为志大言夸,惯于攘夺和作伪,公然欺世,毫不惭汗,康有为屡屡言及翁同龢如何如何赏识他,只不过是虚构故事,谬托知己。高阳说:“……且以康有为之言行而论,与翁同龢忠厚和平、谨守世俗礼法、不喜与人忤的本性,如水与火之不能相容,故可断言:翁同龢绝不会欣赏康有为。”翁同龢最青睐最信任的人是汪鸣銮和张謇,状元张謇尤其出色,被他赞为“霸才”和“奇材”。汪、张二人都与康有为很少交集,这也可以反证康有为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翁同龢不欣赏康有为,并不意味着光绪皇帝就对康有为的欺世大言具有超强的免疫力。自古以来,衣褐怀宝之士上书给深居九重的君王,实堪称顶尖级的行为艺术,图虚名则绰绰有余,求实效则迢迢不及,康有为原本玩的就是心跳,四年之间七次上书,弄个名满天下或谤满国中都不足为奇。其万言书内颇多狂悖之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不忍见煤山前事”,光绪皇帝对这些大逆不道的胡话颇为优容。康有为乃草野书生,竟能不顾生死,畅所欲言,其言论主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确属立国的大本大原。在光绪皇帝的眼中,这位狂生钢火十足,或许真是那把能够掘开冰川的利镐。

我欲望鲁兮,龟山蔽之。

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随笔》2013年第3期 出版:《随笔》杂志社

那时节,康有为正在走霉运,科举之路窄得可怕,也黑得可怕,他蹭蹬多年:考秀才,三战皆北,总算取得了监生的资格;考举人,六试不售,心都考(烤)成了灰。清代科场流传一句谚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可见运气之重要,学问之次要。康有为屡试不中,内心受到莫大的刺激,早已对现实郁积了一腔孤愤,这种人无疑最想改变现状。奇就奇在,名落孙山也会坏事变好事,他从八股制艺中匀出心思,钻研传统学问,面壁之功殊非浅显。当时,理学大儒朱次琦,人称九江先生,笃守程朱,力求实践,是羊城首屈一指的大学者,康有为出入其门垣,求益问字,但算不上正宗的弟子。后来,他上书权贵,动辄自称“侍九江之经席”,巧妙地打出“擦边球”。简朝亮是朱次琦的入室弟子,瞧着康氏矜夸十分别扭,就公开讥诮后者“游僧托钵”。

不管怎么讲,康有为的瞟学功夫确属一流,从理学到佛学,从经学到西学,不过数年间,就已融会贯通。康氏屡次上书,言词激切,虽然未获朝廷认可,但已名动九州。他回到羊城后,梁启超就气喘咻咻地跑来拜师。这可真是一桩新鲜事。康有为是长期落魄的监生,而梁启超是少年得志的举人,举人拜监生为师,在清代罕有先例。进士陈沆向举人魏源求教曾传为佳话,但求教与拜师有本质上的区别。梁启超的《三十自述》所言不虚,十八岁的梁举人听罢三十三岁的康监生的一席真言,不禁“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以至于“竟夕不能寐”。要志骄意满的梁举人尽弃多年所学,心悦诚服地唯康监生的马首是瞻,绝非易事。

康有为的身价高了,名气大了,要与他结交的人顿时多起来,其中有一位可了不得,这人是谁?是“国父”孙文。那时孙先生以西医资格,在广州双门底大街之圣教书楼悬壶,主张缓进改良,革命思想尚未萌芽,更别说开枝散叶,开花结果,他曾托好友向康氏输诚致意,以求晤言一室之间,切磋琢磨,商量探讨。但康有为用势利眼看人,孙文只不过是广东境内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医生,康有为好为人师,他的答复相当傲慢:“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这话过于托大,弄得孙文愤愤不平,他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天王山人物,如何肯卑身执贽去做康门弟子?这两位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大明星就此缘悭一面,至死未交一语。

在诸多弟子的簇拥下,康有为选址广州长兴里,弄了个后来盛传海内外的“万木草堂”,挂出油漆一新的招牌,正式开馆授徒,做起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美梦。弟子们恭维康有为是孔子那样的素王(无冕之王),他也毫不客气,毫不谦虚,大大咧咧地接受吹捧,而且意犹未尽,自号“长素”,压孔子一肩,简直不可一世。其实,他本心里最想做的又岂是“素王”,而是“圣之时者”,最隐秘的心思甚至是“不当皇上,就当和尚”。他的野心从很小的事情上都能暴露无遗,比如他给五位得意门生一一取了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个个非同凡响:

陈千秋号“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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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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