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观察这起事件，还是应当回到事实与法律的轨道上来，而非基于情绪与偏好就骤然给出结论，甚至加以主观色彩强烈的“定性”，将责任划分说成“碰瓷讹诈”，又将“索赔”曲解成“判赔”。

以种种虚假指控威胁做好事的人，要求赔偿3万元，远超司法解释中敲诈勒索罪2000-5000元的构罪门槛，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警方应该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个现实的执法问题是，老人过了一定年纪，哪怕违法犯罪也不会被拘留收监，这本身就会造成一种激励，你扶了老人后对方冤枉你撞了他，哪怕你事后用证据自证清白，诬告在司法实践上对老人来说也往往没有什么后果。还有一种司法观念，认为老人年老体弱，是“弱势群体”，与所谓的“强势群体”发生纠纷，会不管是非曲直，而倾向于让后者承担责任，这种偏袒会激发人性之恶，事实上受到系统性偏袒的群体才是真正的强势群体。 这些问题才是亟待解决的。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之所以会成为问题，这些执法与司法实践上的系统性偏袒难辞其咎。

“老人交一点、村（居）补一点、爱心企业人士帮一点、政府扶一点。”两年建成上千长者食堂，成为继“淄博烧烤”后又一张城市名片。 陈强觉得政策好，一口气承包了十几家长者食堂，如今在等待补贴拨付。一村在政府推动下花费五十万元建新食堂，补贴撤出后，“给村里增加负担了”。 “真正出不了门、做不了饭的人，其实也无法到食堂来。”王德福认为，失能高龄老人的刚需在送餐环节，提供外卖补贴能极大减轻财政压力。

这会给社会带来极坏的信号。碰瓷者得到赔偿，就会鼓励更多人去碰瓷；扶人者被诬要赔钱，或者要花大力气去自证清白，谁以后还敢去扶倒地的老人？劝阻吸烟发生意外要赔偿，以后就无人劝阻在公共场所吸烟者；追小偷中小偷受伤害要赔偿，那就无人会再去追小偷。法院判决不是惩恶扬善，反而惩善助恶，正义得不到伸张。

全社会对“性骚扰”重视起来，警惕起来，是一件好事。但任何警惕与防备，一旦超过必要限度，就必然让人感觉时时畏惧，处处掣肘，不光男人觉得不自在，女性权益也不一定能真正得到保护。比如，当一位女性陷入危险时，男性会不会因为害怕被说成是咸猪手，避免身体接触，而逃避对其进行救助？“扶不扶”摔倒的老人居然会成为一种普遍的两难，这个教训应该是深刻的。

如果公力救济的堤坝在这里开了个口子，那么岂止“今后大家停放在外的摩托车都不安全”。从维权成本高昂、司法程序窒碍难行来看，本案可谓是另类的“反向彭宇案”。如果当事人的诉愿仍然难以满足、只能吞下财产损失苦果的话，公众心理恐有从“不敢扶老人”进化到“不敢惹老人”之虞。这不但是对“坏老人”“老坏人”的纵容，更是对守法老人合法权益的潜在侵害。

（本文首发于2022年12月8日《南方周末》）

种种“法不责×”，消解了法治的威严，卸除了权利的护甲，遮蔽了正义的锐利，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摊上了“扶老人反被讹”“碰瓷老人”等热门话题，网络中的老人就不仅仅是令人讨厌了，简直就是妖魔鬼怪般的存在，“老人即地狱”，唯恐避之不及，“以后看到老太倒地别说扶了，只要看到的都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