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息优先派VS降准优先派：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当下，降准在2026年不必然是优先选项。对于修复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而言，利率工具是更直接的选择；关注并维持基本的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主旨并非维护银行利润，而是守护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健性以及信贷供给的可持续性。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6%-7%）相对成熟经济体（通常低于3%）仍有下降空间。 要让货币政策的水真正流到实体经济的田里，光放水不够，还得修好水渠；在经济修复过程中，货币政策输送流动性作为存活的氧气。经济机体的真正康复，仍需依赖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与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政策要避免“各唱各的调”，得抓住几个协同关键点。

任何形式的补贴都应慎之又慎，从公共利益出发，为社会大众服务，不能让财政补贴成为端上案板的唐僧肉。这一方面是依法行政与合理行政的需要，对纳税人负责；另一方面也是创造更公平与法治化的市场环境，打造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之间公平竞争，本身也是市场经济运转的底层逻辑。

虽然大量岗位被机器人替代，但仍需要操作、维护、修理机器人的人才，这些岗位综合要求很高，这种高素质的人才相对缺乏。 许玲建议，建立包容性产业政策，充分吸纳年轻人就业，将就业友好指数纳入产业评价标准。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对具体的个人或企业来说，会有投资失误，错估了需求而导致产能闲置，但全行业或系统性的“产能过剩”一般不太可能，因为所有人一致犯错当是小概率事件。而如果出现系统性的产能过剩，无非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产业补贴政策，二是货币超发通货膨胀。这两个原因都不是市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

设想有两地方都对本地、外地企业一视同仁，但“一视同仁”也有两种。第一种，两地都同等放开市场、让要素与商品自由流通并自由定价，没有任何补贴与政策扶持，这是公平竞争，也是自由竞争。第二种两地都对本地、外地企业有一样的市场准入限制、价格管制与产业政策等，这是公平竞争，但自由竞争打了折扣。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18日《南方周末》）

根据CVSource投中数据，截至2022年末，各级政府共成立1531只政府引导基金，规模累计达到27378亿元。 政府引导基金更多考虑的是，能否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是否符合国家投资政策导向、如何有效合理地将财政资金花出去。 “因为地方产业政策存在差异，所以各市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都不一样，更不用说由此产生的绩效管理办法”。 （本文首发于2023年4月6日《南方周末》）

他所强调的那些“常识”往往与现今社会里的“主流”多有龃龉，比如，他不仅反对最低工资法案、设置产业政策等，作为一名黑人，他甚至反对美国政府基于种族不同的照顾性就业政策，论述认为这些政策倾斜“早已不再有利于黑人”。在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及种种“政治正确”横行的学界，持这样主张的人已经成了濒危的稀有物种了。

撇开那些网红模式炒作的浮夸成分，曹县的爆红更多地出于反差，这个“意外”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和城乡二元划分的陈旧思维、重高科技、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的产业观念、产业政策主导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到底是曹县经济发展轨迹的事实正确，还是那些观念正确，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我在想，从积极的角度看，如果那些不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如本书中提到的给企业“吃偏饭”的产业政策、各种限制主体准入的行政许可制度、投融资领域的各种不当的门槛设置等等）未来有所改善，中国社会的企业家精神应该会受到新一轮的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依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