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大背景下，人口不会自动流向GDP高的城市；产业升级不只是机器换人，更是“人的升级”；“宜居”不等于“易居”，碧海蓝天是宝贵的禀赋，但如果不妥善运用，这份禀赋也有可能从“引力”变为“斥力”。

纵览57城市民引力榜，排名前十的城市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稳居榜首的深圳。这也是唯一一座进军前十的一线城市。 二是以常住人口增量取胜的省会城市，如武汉、郑州、合肥、成都等。 三是以人才政策突围的长三角二线城市。宁波、无锡、苏州、常州等，凭借相对雄厚的经济和财政基础，在人才激励和扶持政策上，展示了强大的吸引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三类城市代表了当前中国的三种城市发展模式，也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理想生活”范式。

在管理学上，“奖勤罚懒”是企业管理的一项基础逻辑。员工生育与否、婚恋是不是办桌或是否收彩礼，本身并非企业应该管的事情。但从长远看会型塑企业的价值观，影响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人民币纳入SDR篮子也使得该篮子更加多元化，更具代表性，从而有助于提高SDR的稳定性和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吸引力。 我国在IMF的份额占比远低于美国，更低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18%左右的比重。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在IMF的份额占比一定会大幅提高，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人数还相对较少，高级别的官员人数更少。因此，要加大力度拓宽、完善国际公务员人才的培养，完善相关国际组织管理法规，为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总部或分部并实现良好运作发展提供支持环境。

“老牌”一线城市的挑战，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公共空间体验的平衡。这些城市需要盘活越来越稀缺的资源，优化城市“体验值”，把人才留下来的同时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杭州、成都等“网红城市”的挑战，是如何通过公共空间体验的“增值服务”，提升城市的吸引力，从而推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首发于2020年10月29日《南方周末》）

如果公职岗位成了一个社会上最有吸引力的工作，对社会发展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公职岗位应该招聘与岗位需求最匹配的人，而不应一味追求“高端人才”。如果公职岗位吸引太多高端人才，其虹吸效应必然会导致社会其他部门的人才短缺，不利于社会整体发展。

在我看来，此种机制得以成立的一个标志，就是官位变得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只希望，目下各种吸引海内外人才的这个项目、那个计划，少为有的人充当加官晋爵的脚手架，而是能够让跻身其中者，真正多做些实际提升学界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准的事情。

为吸引顶尖研究人才，香港研究资助局特别设立“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每年选出135个获奖者，提供3年每月2万元的津贴，较现有的研究生津贴额高逾5成。研资局指，希望藉新计划，提升整体香港研究院课程的吸引力，使之成为亚洲地区的优先选择，甚至能与部分欧美名校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