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事实上变成了期刊级别在指引学术、规范学术、决定学术。难怪学者为了数据，都认真地“做”符合期刊口味的论文，而不是独立自由地“做学问”。

如今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数据”本身，而不是学问的真实“收成”。每天想的都是怎么“做论文”，发挥聪明才智，制造出漂亮的数据，挣得更多的“工分”，然后就可以顺利“晋级”，而不再是认真种田地、“做学问”，寻求真正的收成。

做学问或做事，一如自号“梦醒子”的刘大鹏，自己不从梦中醒来，别人也无法给你“释巫”。

容老说，这叫什么？他指了指黑板上的十个字说，这就叫成名有捷径。做学问不能死读书，读死书。告诉你们实在话，我一生的成就，就是这两部著作，其他都是充数的。我这一辈子，吃的就是这两本书。

真学问一定不能止于闭门造车式的书斋学术，真学问一定与鲜活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真学者一定不能只是在大学里、图书馆里、书房里做学问，真学者一定经常出没于真实的生活与生产实践场域。

改革贯穿了西汉两百余年，西汉普通民众的生存境况也因之犹如过山车般起起伏伏。 至于历史这门学科，它本就诞生于现实关怀，太史公撰写《史记》便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胸有块垒，要打通历史与现实，并让历史书写与未来发生连接，所以历史写作本也不应该存在“学界写作”与“非学界写作”的壁垒。

理论上的结论与政治上的决策并不总是相吻合的。理论上需要细推物理、洞幽察微，而政治上则要权衡利弊、趋利避害。作为学者，重要的是保持一份“平常心”。 我们做学问本身不考虑它的影响，那是时人和后人是否认同的问题。我写的书可能要三五十年以后，才有人有兴趣去深读，知道那时有一个学者做过这样的研究，他有这样思想上的超前认识。我不奢望这一代人都会理解。

1917年8月9日，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一个儒商之家。据他说，家里曾是当地首富。父亲为他取名“宗颐”，是期望他学习儒学宗师周敦颐。他没有辜负期望，成为了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国学大师。学术界有“南饶北钱”（钱钟书）和“南饶北季”（季羡林）的说法。饶宗颐精通甲骨文、古文字学、上古史、艺术史、诗词学，乃至书画音律，至百岁高龄仍笔墨挥洒不息。他还通晓英语、法语、日语等多国语言文字，出版著作六十余部，著述3000万言，代表作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词集考》《敦煌书法丛刊》等。这些成就，离不开他“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的人生观，要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艺术。他为人低调谦和，面对“大师”的光环，他说：“呵，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方言“大师”与“大猪”谐音）。2018年2月6日，饶宗颐于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在贻常说做学问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享受。他说自己解决了一个学术难题后，那感觉就跟三伏天喝了一杯龙井茶那样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