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房租加上水电等，平均每个月要花3200元，如果旅途中的住宿费每晚能控制在一百元左右，这部分支出就能基本持平；吃饭也一样，自己买菜做饭，也许跟北京点外卖差不多；最贵的是机票，但只要旅途时间够长，在某个地方待半年跟以前出游待八九天，交通费差不多，平摊到每一天，也“划算”。

“人生很大的一个遗憾是，经历了这件事，就无法经历另一件事。”作家李静睿说，有了孩子后，便无法知道自己到了45岁、没有孩子会是什么样；选择了写作，也无从得知如果当年去卖货会不会发财。那些未曾经历的人生，成为她想象的对象，“虚构对我的吸引力就在这里。”

学习成绩不好，在各阶段考试中上不了重点学校的人，才是平凡生活中的大多数。而他们中很多人只能选择职业学校。 外部就业市场的变化，也在倒逼职校不断进行改革。

她八年来做过将近70次化疗、换了9个方案，直到全部失效。 疾病放大了她的感官，现在，几乎每一天，她都会感受到细微而深刻的情感。

尽管书中写下橄榄、柑橘、卤鹅在内的种种岭南风物，陈思呈本人却与故乡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她将故乡称为“吾乡”，带着浪漫与怀旧的气息。

杜拉斯曾说，倘若连母爱都已缺席，人生便有了理直气壮崩塌的理由。她始终深陷于强烈的情感缺失之中，母女关系的裂痕更是成为她一生的写作母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她拥有书写的话语权，她对母亲的描绘或许并非全然公允。我们只能听到杜拉斯的叙述，却听不到她母亲的声音。

在本内特小说《19号收银台》中，叙事者的男朋友不太喜欢她的写作，把她的作品烧毁了。她年轻时惧怕读女作家的作品，因为怕触碰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疯癫，于是有意地让自己与男性世界建立联系。后来，她慢慢有勇气探索自己内部的女性能量。 如今，本内特也不再因为“不够主流”而自我批判，她允许自己不写情节和人物，允许自己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不工作。她想要在作品中探讨和表达“游离的自我——流动、奇特、模糊的存在”。

“没有故意去写一个时代，比较自然，可能自我剧烈变化的那一段时间确实过去了，后来内心的波动没有那么强烈，因此可以更多地听到外面的声音。人在一个剧烈的自我变化的时候，很多的时间都是在挣扎，外面的东西常常会听不到，因为没有那个余力。”